小编导读
郑钦安推崇附子，认为“热不过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祝味菊尊附子“为百药之长”，李可称“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卢崇汉视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这些中医大家的话，都显示了对附子的推崇。那么，将有毒的附子变为治疗疑难杂症的良药，火神派用附子有哪些技巧呢？
一、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免致虚阳上浮、外越酿成脱证，乃至病势严重时才用。
“细思此方（四逆汤），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脱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机也。夫知机者，见是阳虚证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
二、广用
纵观火神派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者就是四逆辈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应用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火神派与经方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锦上添花。在应症方剂中加用附子，当然这首先意味着经方是一幅好“锦”，同时也包括其他应症时方。形象点说，附子的这种特性，就如同扑克牌里的“百搭”，调料中的味精，适应性广泛。
三、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随处“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主要就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
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而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胆识，人们称郑钦安为“郑火神”，也许更多的就是惊叹于他所使用附子的超常剂量。任应秋先生曾经评价：“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专门提到“运用附子量重而准”，予以肯定。
四、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中求阳，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阳互济；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人，不夹阴药。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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