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企业“代表”建言医改：尊重市场的力量

　　今年，是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后的第6年，药品价格能否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公立医院改革能否加速推进、饱受争议的药品招标采购会否有实质性转变、创新药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奖赏和市场回报，越来越步入深水区的医疗体制改革，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等，再次成为新一年“两会”中代表和委员们最关心的话题。

　　话题1

　　创新药——“好孩子”急需好鼓励

　　对拥有5000余家制药企业的仿制药大国来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不仅意味着市场自主定价、提供公众用药选择权和福祉，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更意味着高水平的制药工业和科学水平，以及整体大环境上对创新的孕育能力与尊重，而后者，对于亟待摆脱低水平重复仿制药竞争的中国而言，尤为迫切。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现在困扰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新药的审批时间，创新药的审批时间长，上临床的时间更长，一个药从实验室到动物实验再到人体实验，甚至会比国外同类审批多出6~7年时间。审批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人手编制不足等是现实问题，但在这个现实下，可不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比如增加服务费提高审批速度。

　　另外，我们的税收政策下一步怎么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对于我们这样的创新企业，最大的负担在增值税一块，17%的增值税压力并没有体现出对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在软件等其他高科技行业中，这一部分的税率已经降至3%，这一做法是否可以在事关公众生命健康的医药行业得到推广？

　　而在历经十多年漫长的研究开发后，推向市场的创新药现在也并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我们现在进医院市场依然很艰难。国家是不是能够考虑给创新药开辟一条通道，优先进入医院使用，既给企业回报，鼓励更多的创新，又让百姓第一时间享受到最先进的技术进步。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泰州医药城党工委书记陆春云：建议国家能够创新药品审评机制，合理下放审批权限，以临床需求为导向，鼓励新药研发。

　　现在药品审评周期太长，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依托具备条件的第三方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提升我们的评审水平，这同时也是鼓励第三方机构以及政府权力下放的一个思路。

　　药品管理应该是指导、监督、管理整个医药生产领域的一个总的把握，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监管思路的改变，解决目前审批速度滞后的问题，对我们整个医药产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进和促进作用，提升中国医药行业在全球的竞争水平和创新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新药上市缓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用药需求，企业回报自然也严重迟滞，导致持续创新困难，因此我建议借鉴全球药物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加速调整我国药品审批机构的职能定位、部门设置与功能，以及人员编制数量等，这项工作已经非常紧急，不能再等下去了。

$pager$　　话题2：

　　药品招标——“坏孩子”需要“被革命”

　　2000年开始，我国在药品领域引入集中招标采购，其目的是促进市场有序竞争、降低药价、减轻患者负担。但十多年以来，由于政府部门过多干预市场，不当制定“入门价”、“指定配送”、“限时回款”等规定，甚至出台采购使用本地药品比例的强制措施，干预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结果反而造成药价虚高和廉价药从市场消失两种极端现象，“药品招标”也在各个场合成为被集体诟病的“坏孩子”。

　　刘革新：现在部分审批部门不顾国务院文件强调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仍然顽固坚持唯最低价取得招标，甚至违背价值规律，低于生产成本招标，导致一大批常用药品被迫退出市场，并且埋下了药品质量隐患。中国医改的宏大工程需要一个成熟、规范的强大民族医药产业作为重要支撑，但在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中国医药产业正面临空前的发展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沈明：这几年药品的招投标中存在一些地方保护的条文，对外地企业还有歧视性条文。仅仅是在河北，我们从承德到石家庄只要7个小时，拿到药检报告却得几个月的时间，更不要讲内蒙古的企业、西藏的企业，他们拿到省级药检证明更是难上加难，经常是拿到报告时剩下的时间，比药品的有效期还短得多；而各地在招标中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更是让全国性经营的公司苦不堪言。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福能：这些年好多大企业都慢慢退出了很多省份的招标，因为不可能牺牲企业品牌去做劣药，但按照其他企业的中标价根本不可能生产出来。前些年，一瓶大输液价格比一瓶纯净水还低的怪现象曾经被反复提及，但我们最近发现，很多人用药比兽用药还便宜，有些农民甚至买人药去喂牲畜，这样下去，招标药品的质量安全非常令人担忧。

$pager$　　话题3：

　　药品定价——有升有降才科学

　　据统计，医改前四年，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22427亿元，占财政支出比例从4.4%提高到了5.7%，但由于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改革不配套，以及药品价格等改革的滞后，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配套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加快药品定价机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继强：药品作为特殊商品有它的特殊性，但我们的价格管理政策过于死板，原材料成本大幅度提高的这些年，有些药却长期只降价不涨价，严重违背了市场和价值规律，导致药品一降价就出现停产甚至退市，百姓用不到廉价好药。

　　对企业来说，这个产品不盈利就不能再继续生产，因为我们也必须对投资者负责，所以在处理关系上就会非常困难。以我们集团为例，全集团有108个基本药物，但三分之一的药没有办法按照现在的价格生产。

　　我们建议国家发改委听取大家意见，尽快出台低价药政策，对于一些确实价格比较低廉的药，在规定的限价下放开，让企业自由定价，根据成本的波动和合理的利润来进行自我调节。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淑清：建议药品实行动态的价格调整方案，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人工、水电、物流、原材料等，但唯独药品在降价，这是不是不太正常，这说明我们的价格机制出了问题。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生产，现代化厂房、进口设备，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来了还要经过几个月的培训才能逐渐上岗，而且在工作当中还要不断地培训，更何况药材这些年一直在涨价，市场竞争激烈，研发投入也在不断提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到企业和市场的现实需求，采取更科学的定价机制，而不是一刀切地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