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厘清概念:什么是“中药”?中日语境大不同
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中药分为三大类:
中药饮片:即传统中药材经净制、切制或炮制后的成品,由中医师开具处方,患者自行煎煮服用。这是最接近“传统中药”形态的形式。
中成药:以中药饮片为原料,按固定处方和工艺制成的制剂(如丸、散、膏、片、胶囊等),具有明确功能主治,可直接使用,无需煎煮。
中药配方颗粒(本文暂不讨论)。
而在日本,“汉方药”特指依据《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收载的148个经典方剂(如小柴胡汤、葛根汤等),全部为固定复方、标准化提取物制成的颗粒剂或片剂,不允许个性化加减。其本质更接近中国的“中成药”,而非中医临证灵活组方的饮片。
关键区别在于:
中国保留了“辨证论治+个体化用药”的完整中医体系(通过饮片实现),同时发展标准化中成药;
日本则将汉方“去中医化”,仅保留固定方剂,纳入西医诊疗体系作为辅助用药。

二、质量一致性:津村为何成为标杆?
津村制药之所以被奉为汉方药现代化典范,核心在于其全产业链质量控制体系:
药材源头可控:在全球建立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对每批药材进行DNA条形码鉴定、农残、重金属、有效成分含量检测;
工艺高度标准化:采用指纹图谱+多成分定量技术,确保每批产品化学轮廓一致;
安全性数据透明:长期开展药物警戒和真实世界研究,说明书明确标注不良反应与禁忌;
纳入医保支付:日本厚生劳动省要求所有汉方药提供循证依据,津村产品均通过审批进入国家医保。
正因如此,津村产品在国际上被视为“符合现代药品标准的植物药”。
必须指出:并非所有日本汉方药企都达到津村水平。日本市场上仍存在不少中小汉方企业,其产品依赖外购提取物,缺乏全过程质控,质量波动较大,与部分中国中成药企业状况相似。
三、中国中成药:整体参差,但创新前沿已迎头赶上
长期以来,中国中成药行业确实存在“重营销、轻研发”“说明书模糊”“质量波动”等问题。大量品种基于历史批准文号生产,缺乏现代药学和临床证据支撑。
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自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国家药监局持续推进中药注册分类改革,特别是2020年《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中药审评正式与国际接轨。
其中,3.1类中药新药(即“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管理的中药复方制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处方固定:源自《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有千年临床验证;
质量标准严苛:要求建立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包括药材基原鉴定、饮片炮制标准、中间体指纹图谱、成品多成分定量;
免临床试验(部分):基于历史人用经验,可豁免Ⅰ/Ⅱ期临床,但仍需提供非临床安全性数据;
说明书规范:必须明确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逐步完善安全性信息。
典型案例:
2023年,国内首个3.1类中药新药“苓桂术甘颗粒”获批,其质量标准包含12个成分定量,指纹图谱相似度≥0.95;
多家龙头企业(如康缘药业、以岭药业、天士力)已建立类似津村的“中药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从药材到成品的数字化质控。
这意味着:中国创新中药在质量标准、一致性控制、安全性管理等方面,与日本津村汉方药处于同一技术轨道,并依托本土资源与政策支持加速追赶。
四、理性看待差距与优势

(由中药材及中药饮片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整理提供)
结论:
日本津村代表的是“单一模式下的极致标准化”,适合日本医疗体系;中国则走的是“双轨并行”之路——既保留中医个体化诊疗(饮片),又推动中成药现代化(3.1类等)。后者更具包容性与创新潜力。
五、未来展望: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各自进化”
中药现代化不是要变成西药,而是要用现代科技说清楚、讲明白中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日本汉方药的经验值得借鉴,但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拥有更丰富的方剂资源、更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更大的临床应用场景,以及日益完善的监管科学体系。
随着《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中药生产监督管理专门规定》等新政落地,叠加2026年7月1日中成药说明书大限倒逼,低质中成药将加速出清,而以3.1类为代表的高质量创新中药,正成为中国中药现代化的真正主力军。
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一批具备“津村级”质量标准、同时根植中医理论的中国创新中药,将不仅在国内赢得信任,更有望走向全球,真正实现中医药的守正创新与国际认同。
结语:
中药现代化,不是“去中医化”,而是“强中医化”——用科学语言诠释传统智慧,用现代标准守护千年瑰宝。在这条路上,中国正在走出自己的路,且步伐坚定。
注:本文基于国家药监局、《中国药典》、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开资料及行业技术文献整理撰写,不涉及任何企业商业秘密或未公开数据,内容客观、中立,供公众科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