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诺金：不要轻易松开货币龙头

　　一国的经济平衡，关键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一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储蓄有效地向投资转化。

　　货币政策或中央银行在投资预期引导中的作用很大。但这种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要求中央银行放开货币龙头，而是稳定货币环境，稳定市场预期。货币环境越稳定，越有利于金融创新和搞活金融。

　　未来应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尽快从传统的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转化，通过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价格调控的传导机制，使信贷和金融搞活与货币政策稳健尽快协调起来，真正做到“货币管住、金融搞活”。

　　⊙徐诺金

　　一国的经济平衡，关键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一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是储蓄有效地向投资转化。没有足够的投资，高储蓄就会沉淀，经济就会萎缩，保持足够的投资总量，既有利于促进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又有利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而扩大投资、稳定投资要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核心是要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储蓄，尤其是民间储蓄向投资充分而高效的转化，这就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搞活金融，搞活信贷，鼓励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主体的积极性，运用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各种高效的金融工具去把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有效的匹配起来，使之更好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服务。

　　货币政策在投资预期引导中作用很大

　　如何发挥金融在稳投资扩投资中的作用，理论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提扩大投资就是要打开货币龙头，放松货币政策，用货币去刺激经济。这是不对的。扩大投资不是要打开货币龙头，一味要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反，搞活金融，要求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避免货币环境的过分波动，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反复波动，货币政策周期的过快调整，利率、物价水平的过分波动。货币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搞活金融，不利于稳定和扩大投资，相反会阻滞投资。因为投资的周期一般都较长，投资的决策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明确的预期。

　　伯南克主政的美联储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推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具体实施中对利率、通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性的明确预期，尤其是对长期利率的明确引导，目的是稳定投资者预期、鼓励长期投资。

　　因此，货币政策或中央银行在投资预期引导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这种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要求中央银行放开货币龙头，而是稳定货币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创造稳定的市场条件。货币环境越稳定，越有利于金融创新和搞活金融。因此，扩大投资、稳定投资与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不矛盾的。

　　但我们也不能把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货币信贷的调控等同起来，尤其是与信贷规模的控制等同起来。因为，这样会造成我们简单地通过控制信贷，左右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及投向去实现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结果未来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储蓄与投资问题就很容易演变成货币龙头是否打开的问题，中央银行在其中就很容易承担上自身本不该承担的责任和误会。

　　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尽快从传统的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调控转化，通过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价格调控的传导机制，使信贷和金融搞活与货币政策稳健尽快协调起来，真正做到“货币管住、金融搞活”。

　　当前最紧迫任务是用改革优化投资主体

　　对我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储蓄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高储蓄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珍惜我国这种来之不易，难以再持久的有利机遇，把储蓄看成是加快国内建设，提高国民福利的宝贵财富，充分利用起来，防止浪费和低效使用。

　　如何实现储蓄向投资的高效转化，存在一个由谁来投、投向何方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中，以政府和国有为主的投资就占了总投资的58.7%，而民间投资仅为41.3%。从投向来看，投资主要投向了房地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占44.6%，而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偏低，科技、教育、环保、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更是不足。从地区结构来看，投入城市的占75.5%，而投入面积大、人口占比大的农村少，仅占22.2%。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已有条件地进行了一些改变。一是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尽量减少政府投入，最大限度动员和利用民间投资，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向实体经济和公共领域转化。二是优化投资结构，更多地把投资引入教育、科技、医疗、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三是围绕推进以人为本，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进程，去扩大和用好投资，使投资真正从为“物”服务转化为为“人”服务。四是加强对政府和国企投资的管理，防止腐败和低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但也不能因为存在腐败和低效这些问题而减少或停止政府和国企投资。从我国的国情特点来看，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可能还要在相当时期维持相当比重。

　　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我国投资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审批项目太多太细、程序复杂、权利集中、权责不对等。新一届政府推出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投资体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

　　简政放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凡是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干，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到底什么是政府该管，什么是政府该放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说明白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政府职责定位不清，经常赋予一些本不该由它来负责的职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会越来越细。我们的房地产调控中，由于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房价，不少城市的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已经细到连卖房都要市长批，而且这还是在最新推行的简政放权环境下。由此可见，真正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关键是要准确地定位政府的职责，明白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真正把政府定位在正确的位置上。

　　简政放权的另一条是要权责对等，这是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在投资问题上，谁出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担责。坚持权责对等，就是要把不出资、不受益、不担风险的权力返给投资主体，防止不负责任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腐败，使投资真正按投资者的意愿去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