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财税改革关键在于明确财权与事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是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最大的问题，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建立具有合理性、稳定性、自律性的财税体制，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陈抗说，如果政府事权总是大于财权，就会使得预算不平衡成为常态，也创造了不断在预算外找钱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明确事权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必然联系。因此，财税改革的重点是要搞清楚中央政府做什么、地方政府做什么，然后赋予与各级政府职能相匹配的财政资源，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陈抗指出，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治理体系改革的支持和保证。此外，明确事权对收入二次分配很重要。事权明确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转移支付、福利开支就能够有着落，不会出现中央不管、地方没有能力管的情况。

　　陈抗认为，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基本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财税体制改革是项长期任务，往往容易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或冲击，所以在执行层面上，地方政府的自律性非常重要。地方领导的绩效评估标准要使自觉遵守财税规则比破坏规则更有利。一味确保经济增长不应成为地方的唯一考核标准。

　　他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省、市、县、乡的四级地方政府层级是否需要调整?地方行政区划要不要从税基稳定、税源分配、经济和交通联系等出发点考虑重新加以合理划分?

　　上述问题不考虑清楚，将来对财税体制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都必然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达成共识却不那么容易。所以，新一轮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时间短，任务重”。

　　陈抗认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特色。新一轮改革需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对政府开支进行有效的约束。

　　他说，“预算公开，民主理财，阳光政府”是很好的理念，但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点在于加强社会的参与、通过组织起来的社会对政府进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