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非洲源头不控制 埃博拉迟早传入中国

　　◎ 财新记者 赵晗 驻华盛顿记者 张远岸 实习记者 崔先康︱文

　　“只要非洲疾病源头得不到控制，埃博拉传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在塞拉利昂援助当地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对财新记者表示。

　　虽然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相继被宣布解除疫情，但是西非埃博拉疫情日趋严重，尚未出现病例整体下降的拐点。

　　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预测埃博拉疫情会加速恶化。世卫组织称，到今年12月，每周新增病例或将达到1万例。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Dr. Bruce Aylward）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不应对抗击埃博拉有自满情绪和空洞的希望，“任何认为过去几个月所做的工作已经开始产生效果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草率的。”

　　埃博拉病毒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危险程度最高的病毒之一。按照病毒危险程度分级，埃博拉病毒为四级，而艾滋病病毒仅为二级，SARS（重度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病毒勉强可算三级。埃博拉病毒异常凶残，患者在发病后往往内外出血、血液凝固、器官坏死，最终死于广泛内出血和脑部受损。

　　此次埃博拉疫情格外凶猛，却并非该疫情首次暴发。1976年，埃博拉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次暴发，夺走280条生命。这一次，截至发稿，世卫组织统计埃博拉疫情共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西班牙、美国、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造成了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9936人，其中4877人死亡。

　　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疫区还查出确诊和疑似病例共66例，其中49人死亡。世卫组织发布声明称，此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暴发于东北部赤道省的杰拉地区，与正在西非国家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世卫组织认为，由于存在漏报，实际感染和死亡数字可能更高，埃博拉实际死亡病例有可能已经接近1.5万人。

　　今日非洲已非隔绝大陆，非洲的问题，亦是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中非商业往来日益密切。有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约有100万。在广州“非洲村”，居住着10万非洲人。

　　只要非洲的疾病得不到控制，传入中国的风险就很大。面对日益紧迫的埃博拉传入威胁，中国疾控准备好了吗？

　　病毒源头肆虐

　　“现在感觉自己处于漩涡中心。”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工作人员王兵（化名）告诉财新记者。

　　高福也感受到同样的压力。9月17日凌晨，中国政府派出由59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援助当地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福是本次中国疾控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负责人。

　　高福介绍，目前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病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也没有出现感染病例整体下降的拐点。”

　　“塞拉利昂的医疗基础比较差，没有任何检测能力。”高福带领的中国医疗队每天在塞拉利昂检测40多份样本，留观10个左右疑似病人，占每日检测总量的四分之一。

　　无国界医生组织发来的报告则更令人担心：“疫情尚未受控，治疗中心仍然不足。”

　　在几内亚，新增感染个案数目在8月曾稍为下跌，但到10月已再度回升，上月接收病人数字上升1倍，“治疗中心不胜负荷。”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治疗中心共有250张病床，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但仍不足以应付需要。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存在有感染病例没有上报的情况，”担心人们不愿求医并自行埋葬感染者尸体。

　　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在塞拉利昂，“所有地区都受到疫情威胁。”在疫区之一的凯拉洪，由于救护车不足，一辆救护车有时要同时接载多名病人，部分病人在到达治疗中心前已经离世。

　　无国界医生组织告诉财新记者，在西非国家，埃博拉疫情还带来了医疗危机。人们即使染上一般疾病，也不敢到医疗设施求医，医护人员亦因担心感染而停工。“医疗系统崩溃，死于疟疾的人数增加，孕妇没有地方可进行安全分娩。”

　　据世卫组织10月2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10月19日，几内亚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1540人，其中904人死亡；利比里亚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4665人，其中2705人死亡；塞拉利昂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3706人，其中死亡1259人。

　　与西非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和西班牙的埃博拉感染状况没那么糟糕。这两个国家的埃博拉病例，均由外来感染者传入。两位西班牙神父在西非感染后，被送回西班牙接受治疗；西班牙女护士罗米诺在护理过程中被感染埃博拉病毒。

　　10月21日，西班牙政府宣布，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罗米诺的两次化验结果均呈阴性。在美国，第三例治愈的埃博拉感染者已经出院。

　　9月30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本土埃博拉感染者——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位成年男性被确诊携带埃博拉病毒。媒体后来证实，该男子为访美探亲的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已于10月8日死亡。随后，两名为邓肯护理过的护士被发现感染埃博拉。

　　美国媒体报道，得州43名曾经与已故的首例埃博拉患者邓肯接触的人员，在21天观察期内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官方已正式宣布对他们结束观察（参见辅文“美国的埃博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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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交往管道

　　中国是非洲许多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在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着巨额投资。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约有100万，其中有2万居住在此刻疫情肆虐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非洲，华人最多的国家是南非、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改革开放后，曾有大量大陆商人闯荡非洲商海；2000年后，去非洲打工的福建、浙江人口迅速增长。

　　无论公派还是私营，“这么多中国人在非洲，说回来就回来。”徐勤生是医疗健康产业分析专家，在他看来，鉴于中非日渐频密的人员往来，只要埃博拉源头得不到遏制，势必会增加病毒传入中国的风险。“这已经不仅是非洲人带病毒来中国的问题，更是中国人自己是否会携带病毒回国。”

　　香港大学医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毒学教授表示：“埃博拉传入中国是迟早的事。”与徐勤生的担心不同，他格外担心居住着约有10万非洲人的广州“非洲村”，会是中国首例埃博拉的传入地。

　　高福预测，只要非洲的疾病得不到控制，“进入广州、义乌等地风险很高。”他反复强调，“我们来这里除了为非洲人民防病，也为中国人防病。这里有很多中资人员、中资企业。这是属于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的一部分。”

　　计算机的预测也指向同样的可能性。10月中旬，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生物和社会技术系统模型（MOBS，Modeling of Biological and Socio-Technical Systems）实验室的研究员，结合飞机航班数据、埃博拉潜伏时间等因素，计算出10月底埃博拉扩散至其他各国的几率。

　　MOBS数据显示，非洲外发病危险性较高的国家是法国和英国。根据该网站10月14日的最新预测，在限飞程度80%的情况下，中国仍有可能会在10月底出现埃博拉病例。限飞仅比不限飞拖延3周至4周国际传播时间。

　　虽不能断言中国首例埃博拉出现的确切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西非疫区得不到有效控制，病毒扩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风险是持续上升的。

　　截至发稿，高福向财新记者确认，非洲以及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中国人感染埃博拉病毒。

　　中国准备好了吗？

　　既然埃博拉难免将传入中国，那么埃博拉会在中国大面积暴发吗？

　　高福认为，埃博拉在中国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不大。他提出，埃博拉在西非等国肆虐，是因为当地基础医疗服务设施“太差”。高福介绍：“这个病毒有很好的自限性，不可能大范围传播。”

　　上述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说：“埃博拉不是经过呼吸道传染，失去控制的局面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大规模传播的可能性不大。”

　　大敌当前，中国必须做好监控和隔离措施。高福对于历经SARS洗礼的中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很有信心。“全国的联防联控机制，再加上各个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的基础设施，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问及埃博拉传入后，中国是否能做好防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卫生应急中心副研究员向妮娟回答财新记者：“我们CDC疾控系统从SARS之后提高能力，（埃博拉）出现的情况绝对不像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那么严重。”

　　提到CDC对埃博拉的应对，向妮娟介绍，“第一条防线是通过质检总局口岸的严密防守。”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病例发现、报告、诊断、转运、标本采集、转送等多个技术环节，下发了诊疗方案。

　　此外，隔离传染源、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与管理、医务人员加强个人的防护、医院做好院岗控制等，都会作为主要防控手段。向妮娟说，“做到这几点的话，我们相信如果出现在中国是可以控制的。”

　　世卫组织也对东亚防控埃博拉的能力抱有信心，认为东亚在应对SARS和禽流感时积累了较多经验，了解医疗卫生宣传、提高疾病监控能力和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所以相对于其他地区，面对埃博拉的准备可能更加充分。

　　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中，徐勤生却表达了一丝担忧：“中国疾控的手段，从行政角度讲，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然而，病毒之所以可怕，还在于它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抗拒性。“很多事情不是单靠行政力量可以控制的。不敢说在这个病毒面前我们就不用怕了。”

　　比如，埃博拉在美国的暴发，令很多人诧异。这也说明，即便是在美国这个医疗卫生体系完善，发达和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也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特权。

　　达拉斯长老会医院的母公司得克萨斯州卫生资源（Texas Health Resources）的首席医疗官瓦尔加（Daniel Varga）10月16日未能出席众议院听证会，但在提供的证词中承认，“非常不幸，尽管我们有最好的意愿和水平高超的医疗团队，我们在对邓肯的最初治疗中犯了错误。”他深深致歉。

　　此外，瓦尔加还承认，在试图向公众迅速且透明地沟通时，不慎提供了一些不准确、之后不得不更正的信息。“毫无疑问，这对已经感到担忧和困惑的社会来说是令人不安的，我们也从中学到了教训。”

　　瓦尔加称，因照顾病患而感染埃博拉的护士范尼娜是一位“极为熟练的护士”，且根据CDC流程使用了全部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还不能精确知道她是如何及何时被感染的。但清楚的是一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有暴露。”瓦尔加称医院正在仔细研究记录和观察，尽其所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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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前景

　　对埃博拉病毒的深入研究，需要在P4实验室中进行，这是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最先进的要数位于法国里昂的让·梅里厄P4实验室，它自1999年开始运作，研究最新型病毒，寻找解决方案。

　　SARS过后，武汉开始筹建世界第八个、中国首个P4实验室。然而，开工11年，实验室仍未建成。

　　没有P4实验室便意味着，中国没有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基础研究，药物、评价和动物实验等都不方便做，只能做诊断检测。

　　中国目前并没有埃博拉病毒，多采用如合成基因、表达蛋白等方式进行实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前所长李德新表示，不清楚中国有哪些课题组在做埃博拉疫苗研发的工作。高福也提到，“（治疗埃博拉）我们国家还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药物，也没有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不仅是埃博拉，还有许多威胁全人类健康的流行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无论科研还是生产，都太急功近利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疫苗行业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如果不是国家支持和整体部署，很少会有企业研发非洲病的疫苗。“如果缺少远见，只盯着利润来看的话，我们对新流行的病种永远不可能有提前的准备。”

　　在这位专家看来，缺乏远见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动力。不到疾病暴发在全世界引起科研关注，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开发，“不管在科研成果还是利润上，短期内没有收获，谁会去做？”

　　类似埃博拉这类的冷门非洲病研究，不到全世界都开始忧患的时候，对企业而言，长期研究和投入都可能是一场空。但是，若等到疾病暴发了再开始研究，一定来不及。

　　埃博拉是各国展现卫生和研发实力的例证。美国的优势显而易见。美国公司强生（Johnson & Johnson）正在与总部位于丹麦的生物技术公司Bavarian Nordic合作开发疫苗，最新加入进入人体测试阶段埃博拉疫苗的竞赛。该疫苗已在猴子测验中证明安全并有保护作用，强生计划于2015年生产至少100万剂两步疫苗（two-step vaccines）。同时，强生已经与正在研制另一种竞争疫苗的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GSK）讨论合作。

　　世卫组织曾宣布十种处于试验阶段的治疗方法，包括八种药物及两种有望取得进展的疫苗。两个候选疫苗现已具备临床级剂瓶（clinical-grade vial），可用于第一阶段许可证发放前的临床试验。

　　其中一个疫苗（cAd3-ZEBOV）是由瑞士疫苗平台技术开发公司Okairos与疫苗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疫苗研究中心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分支机构美国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NIAID）。2013年5月，Okairos被葛兰素史克收购。该疫苗由疫苗研究中心设计，不含传染性埃博拉病毒原料，使用源自黑猩猩的腺病毒载体，在其中嵌入两个埃博拉病毒基因。这是一种非复制型病毒载体，意味着疫苗进入细胞，传输基因嵌入（gene inserts），不进一步复制。基因嵌入挤压出一种蛋白，身体对其做出免疫反应。该疫苗近期在NIH位于马里兰州的设施中开始初步人体试验，以评估其安全性以及健康成人对埃博拉病毒做出免疫反应的能力。

　　另一个疫苗（rVSV-ZEBOV）由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温尼伯开发。加拿大这一疫苗的商业化许可由位于美国爱荷华州埃姆斯的New Link遗传学公司持有。该疫苗采用一种减毒的或减弱的水泡性口炎病毒（一种在牲畜身上发现的病原体），并用埃博拉病毒基因取代该病毒中的一个基因。美国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Anthony Fauci）称该疫苗很有前景。该疫苗的临床试验正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进行，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抗体所需的适当剂量、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进行测试。加拿大卫生部门官员称，希望能在12月中下旬得出人体临床试验结果。

　　NIAID的微生物学和传染病部门在支持Crucell生物制药公司研发埃博拉/马尔堡病毒疫苗，预计2015年底或2016年初进入第一阶段临床试验。NIAID还为Profectus Biosciences提供资金支持，研发并测试一款重组水泡性口炎病毒为载体的埃博拉疫苗，该疫苗正在进行临床前检测以决定最有希望的结构。

　　此外，NIAID的内部研究部门正在与位于费城的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合作研发一款基于现有狂犬病疫苗为基础的埃博拉候选疫苗。狂犬病疫苗在动物身上展现出保护不受狂犬病和埃博拉侵害。这支研究团队正在寻求该疫苗的灭活版本用于人类，以及一个活性版本用于非洲野生动物，以防止埃博拉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

　　世卫组织官员表示，希望从明年1月起，数万非洲民众包括前线医护人员能够开始收到疫苗。

　　美国马普公司生产的ZMapp获得极大关注。这种埃博拉病毒抗体混合制剂在猴动物试验中表现出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尽管尚未通过临床试验，但在紧急情况下已被七人使用，目前两人死亡。

　　ZMapp里含有三种产自烟草植物的单克隆抗体，然而这种植物制备法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一次只能生产几十支。目前生产的已经用完。

　　此外，在美国还有北卡罗来纳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性药物brincidofovir.美国本土首例病人邓肯使用的就是这种药物。据科研人员介绍，这些药物是否对病人产生了治疗作用尚难判断。

　　据报道，加拿大Tekmira公司研发的TKM-Ebola对杀死灵长类动物身上的埃博拉病毒相当有效。该疗法使用微小RNA分子束缚病毒，并将其作为毁灭目标。TKM-Ebola目前处于临床试验第I阶段。

　　据悉，葛兰素史克生产的埃博拉疫苗开发进展处于前端。该疫苗已经于9月2日进入了I期临床试验。葛兰素史克曾承诺在今年年底之前生产1万支疫苗。

　　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9月1日宣布，历时五年研制的药物“jk-05”通过总后卫生部专家评审，获得军队特需药品批件。但对于埃博拉出血热治疗，目前仍仅限于紧急情况下使用。财新记者联系军事医学科学院询问关于“jk-05”的相关信息，该院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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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鉴防控

　　前述疫苗业专家介绍，对一种新的流行病，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为：“一线必须是诊断和疾控，二线是治疗，最后以预防治本。”

　　这次埃博拉危机暴发，首要问题并不在于疫苗研发，而在于非洲社会整体医疗环境的落后，是个对疾控投入失败的典型案例。“他们的疾控根本不行，这不是一两种药能解决的，这是个大格局的问题。”

　　世卫组织的内部文件称，世卫组织承认在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中存在失误，对疫情的扩散蔓延负有责任。

　　第729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死亡后，世卫组织终于在7月31日启动埃博拉疫情应急反应强化计划。

　　高福坦言，这次对埃博拉，确实从一开始有点儿低估疫情。“世卫组织是一回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当年应对2009年大流感，被认为有点儿过了。”高福在塞拉利昂的实地评估发现，公共卫生设施基础的确非常差。“这次世卫组织反应确实比较慢。光依靠西非三个国家他们自己去做，他们做不到。特别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研究员加勒特（Laurie Garrett）10月1日称，世卫组织正弥补信誉损失。她称，此前疫苗生产企业3月和4月时找到该组织寻求帮助，对候选疫苗进行临床试验，被世卫组织回绝。现在世卫组织召集了一只疫苗专家团队，取得进展并宣布有两个合理的候选疫苗。尽管在大批量生产疫苗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至少现在世卫组织真的坚定承诺，努力帮助获得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官员辩解称该机构反应迟缓是因为未料到埃博拉会在西非暴发，但其确实收到当地医疗专家发出的信息和警告。

　　无国界医生组织3月31日表示，几内亚面临“就病例传播而言程度前所未有的流行病”。但就在第二天，世卫组织高级传播官员哈特尔（Gregory Hartl）却表示，对如何描述只有零星案例的疫情暴发要非常小心。“我们正在应对的是一场暴发，地域有限且只有几条传播途径。”直到8月，世卫组织才宣布埃博拉是“国际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世卫组织的官僚主义作风也受到批评。该组织非洲区域总部不经常地在网站上发布一些有关新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声明，但几天都得不到世卫组织总部确认。传播官员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语音信箱被充满。

　　但分析认为，世卫组织对埃博拉反应迟缓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世卫组织由194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管理。21世纪初，成员国一再无法投票通过提高会员费的提案，因此还在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支付会员费。在调整通胀后，预算下降。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很多欧洲成员国将外援资金重新安排用于纾困欧盟成员国。

　　世卫组织不得不将其两年期预算削减近10亿美元，至目前的39.8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CDC2013年一年的预算就有约60亿美元。这意味着，预算缺口需要富裕国家、私营机构或基金来填补，但这些捐款往往指定特殊领域，如艾滋和禁烟。同时，公共卫生议题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出现变化，当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后，往往不再认为传染性疾病仍然重要，开始更加担心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防治等，卫生机构的议程也随之转移。

　　作为史上危险程度最高的病毒之一，埃博拉因其缺乏有效治疗药物而显得非常可怕。相较埃博拉病毒的可怕，更致命的是人为的忽视和系统性的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