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储银行：中国普惠金融先行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通过成立6年来的积极实践，已经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大型零售商业银行在开展普惠性金融业务和追求商业可持续之间平衡的特色发展之路。”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

　　截至2013年9月底，邮储银行资产规模达5.42万亿元，位列中国银行业第七位;个人本外币存款余额达4.46万亿元，居全国银行业第四位;拥有网点3.9万多个、ATM约5.5万台，提供手机银行、电视银行、网上银行等服务，渠道服务便捷化、立体化、智能化;拥有客户总数约4.2亿人。

　　定位：必然的选择

　　普惠金融是指一个能有效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由于大中型企业和富裕人群已经拥有了金融服务的机会，所以建立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小微企业、农户以及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

　　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认为，普惠金融至少包括四层含义：一是服务对象的包容性，强调客户的广覆盖，农户、小微企业等低收入群体都应纳入服务对象;二是服务产品的全面性，不仅要向客户提供存款产品，还应当为具备条件的客户提供汇款结算、养老金支付、信贷融资等一揽子金融服务;三是服务方式的便捷性;四是经营模式的商业化，而并非政策性或扶贫性。

　　作为一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已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和全行2000多个县市分支机构的大型零售商业银行，自2007年成立以来，邮储银行一直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李国华表示，探索普惠金融的发展之路必须基于自身的特点、优势、核心竞争力等要素，“任何一个企业的战略都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它必须体现企业的历史沿革、资源禀赋、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等。在2007年成立之初，我们就对中国的经济结构、金融环境及自身的问题和优势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分析研究，确定了普惠金融的战略定位。”

　　其实，早在1919年，邮储银行的前身邮政储金局成立的时候，和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其就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储户多为平民百姓。当时，中华邮政就提出了“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的经营方针，满一元即可开户。继承了百年邮政品牌的邮储银行自成立之初同样以“不嫌贫爱富”作为业务拓展的基础。

　　对于一般商业银行来说，要在最大范围提供基础性、标准化的金融服务并非易事，也不符合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原则。而智能化、便捷化、立体化的渠道服务和庞大的客户群体则是邮储银行提供普惠金融的天然优势。

　　目前，邮储银行已经成为服务“三农”、社区和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3年9月底，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500万笔、金额达1.76万亿元。

　　邮储银行的战略选择、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普惠金融服务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得到了政府和监管机构、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近期，在邮储银行承办的“第十六届世界储蓄与零售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表示，邮储银行成立以来，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建立完善了财务会计核算和信息报告体系，进一步促进了监管效率的提高;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效率不断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则指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两个系统的重要性，即金融稳定当中的系统重要性和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的服务重要性。

　　经营：商业可持续

　　“普惠金融”的客观属性却决定了，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家公益性小贷机构负责人就曾坦言，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回报率却相对较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却在发展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邮储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规模迅速壮大，存款额从成立之初的1.3万亿元跃升至5万亿元;信贷类资产业务从零起步，目前余额已突破1.4万亿元;银行净利润也从2007年的6.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284亿元，5年增长了约44倍。

　　邮储银行成功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什么?吕家进介绍，该行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小额贷款，支持农户发展;二是创新经营模式，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三是做好社区金融，改善社区居民金融服务;四是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五是建立控制风险的IT系统。”

　　在邮储银行承办的“第十六届世界储蓄与零售银行协会邮政储蓄银行论坛”上，中国银监会监管四部主任沈晓明表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正全面展开，中央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发展普惠金融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他指出，作为中国普惠金融的先行者，邮储银行要继续探索，大胆创新，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积极探索解决各类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问题，同时加大普惠金融产品、市场、机构、流程、系统、制度等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和商业可持续能力。

　　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吕家进表示，“希望政府和监管机构、学术界、银行界能够共同研究普惠金融，建立衡量一个地方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同时，他提出几点倡议：一要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二要健全风险分散、补偿和转移机制;三要探索设立普惠金融服务基金;四要制定差别化监管政策;五要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