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平台倒闭背后：P2P组团催生超60%高息

         团购在P2P网贷行业被称为“团”，对于行业以外的人来说，“团”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团购本身是一种提高消费者议价能力的购物方式，已被运用于多个消费领域。然而在新生的P2P网贷行业，团购则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成为风险暴露的助推器。

　　在遍地开花的P2P行业论坛上，人们谈起那场倒闭潮，甚少和“团”这种形式联系在一起。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团”在P2P倒闭潮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去年出问题的平台中，有组团的大概有二三十家，至少占出事平台的三分之一。”一位业内知名的前“团长”衡灿(化名)向记者表示。

　　微妙的“团长”角色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一个经验：采购货物的量越多折扣越多。理财产品也有类似的阶梯，即认购数额越大，收益也越高。P2P网贷中“团”的形式也起源于这样的阶梯奖励。

　　“‘团’开始兴旺是在2012年七八月份，当时有一家比较知名的平台采用阶梯奖励的制度，投资金额越大奖励越多，鼓励用户投资更大的数额。在这个制度下，许多小额投资者觉得不公平，觉得吃亏，于是在这个圈子里比较熟络的投资人就把资金集合起来用一个账户去投，以获取更高的回报。这是一开始自发组团的雏形。”网贷之家首席运营官石鹏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道。

　　“这是一个转折点”，石鹏峰认为，在这之后，大量平台开始采用阶梯奖励制度及高息策略，“团”这种形式也就越来越火爆。“再后来出现了专门组团和带团的人，我们称之为 ‘团长’。”石鹏峰告诉记者，‘团长’一般由在网贷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担任，“‘团长’拿着‘团’的资源去和平台谈判，谈判标的包括‘团员’的奖励以及‘团长’的返点或者佣金。” “我们组团就是抱在一起拿大户的奖励。”衡灿这样描述他们组团的初衷。他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组团，中间暂停一段时间，2013年8月份又重新活跃于各大网贷平台，在投资人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他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所投平台的高收益。

　　“获得收益越高的‘团长’越能聚集‘团员’和资金，在这种利益关系下，‘团’越来越倾向于高息平台，甚至专投高息平台。”石鹏峰告诉记者，这些平台利息本来就很高，经过团长的谈判，资金成本更高了，“能够答应苛刻谈判条件的，往往是本来就有问题的平台。比如一些平台已经穷途末路，只能以非常高的利息引进‘团’的资金，饮鸩止渴。这种非常高息的、‘团’的形式，加速了这些平台问题的暴露和灭亡。”

　　衡灿所带的“团”投的平台利率自然也不低。根据记者获得的一张该“团”项目管理页面截图，投标金额在百万元级别的项目，团员奖励最高达本金的0.7%/月，即额外增加8.4%的年化收益率；还有项目月息高达5.58%，最终年化收益率超60%。这几个项目分别来自不同的平台，其中最低投资金额约50万元，最低月息也在4.5%，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奖励，如送苹果手机，送纪念版红罐饮料——瓶身“印上您的姓名(先生或者女士)以显尊贵”。

　　在这种机制下，“团长”这个角色变得越来越微妙——“团长”的存在价值来自帮“团员”争取更高的收益，然而付给他佣金的却是平台。衡灿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团长”的收入和所投资金的多少直接挂钩，“一般每个月拿所投资总额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

　　在利益的驱动下，“团长”无疑有帮助平台促成更多投标的动机。

　　“我组团是去实地看过的，因为很多问题从表面是看不到的。有一个实体在，就会放心点。”在“团”饱受投资人诟病后，衡灿这样为自己辩解，但他自己对他的同行们也没有太多信心：“‘团’一开始是合理的，但后来做的人多了，利益使然，有些人就把它做偏了。为了拿更多的佣金，去和平台谈判。”

　　石鹏峰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更加直白的评价：“‘团长’和平台走得非常近，‘团长’可能知道一些平台的问题，但他为了利益可能会帮助平台隐瞒，或者帮助平台宣传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所以有些‘团长’是涉嫌参与了非法集资。”

　　暗团：一般投资人的噩梦

　　随着风险的积聚，“团”俨然成了一般投资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投资人佟先生投资网贷已经有两年时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每次选择平台都免不了要看看这家平台有没有组团。“有组团的平台都很危险，这个东西害人不浅。”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佟先生告诉记者，偏好高收益的投资人根本无法避免 ‘团’的侵扰，“月息超过3分的平台，基本都有组团”。

　　在近两年的投资历程中，佟先生始终对“团”敬而远之，但他最后却还是免不了在一家有组团的平台马失前蹄，这家平台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乐网贷。 “在投这个平台时我不知道有组团。”佟先生回顾这次失败的投资时说，“表面看不出有‘团’，需要认识内部的人才知道。”

　　佟先生所说的 “表面看不出”的“团”，就是业内所谓的“暗团”。

　　“去年10月前，就有投资人认识到‘团’的一些危害，比如‘团’的资金大进大出会对平台流动性造成很大影响，‘团’所投资的平台由团长决定，道德风险大。当时有许多投资者已经把这些风险看得比较清楚，避免投资有组团的平台。平台则有动机在引进‘团’资金的同时，避免流失普通投资人，于是逐渐演变出‘暗团’的形式。”石鹏峰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

　　之后“暗团”又演变出两种不同形式，一种参与投标，一种不参与投标。参与投标的以隐秘手法进行，表面看不出“团”的存在，但交易额反映在交易系统中；不参与投标的直接充值，相当于把钱贷给平台，资金由平台自由运用。 “‘暗团’有一种形式，是直接充值进去，不用进行投标。”

　　衡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利率要看时间长短，平均的话肯定超过50%。” 石鹏峰认为后一种形式危害更大：“可能平台的交易量上亿元，但显示出来只有一两千万元，让投资人高估平台偿债能力，掩盖了许多问题。”

　　连锁反应加剧倒闭潮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团”在去年P2P倒闭潮中所起的作用极大，它的破坏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迅猛的传染性。 去年8月，衡灿重新“出山”组团，10月，网贷平台危机爆发。在那场危机中，他的“团”所投的平台陆续出事。他回忆说：“2013年8月份重新开始，结果出事。出事谁也没想到，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那段时间有几家平台倒闭了，投资人开始恐慌，争先提现，导致我(投)的其中一家平台出现危机。消息传出去以后，我组团投的其他平台的投资人也纷纷撤资，造成很多平台都出事——连锁反应。”

　　“为了控制风险，‘团长’都是分散投资。具体投多少家不一定，但在管理能力范围内投的平台越多越好。”衡灿向记者介绍。他组团的遭遇无疑是团传染性的标准案例，其他团的经历与此大同小异。

　　此外，衡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去年出问题的平台中，有组团的大概有二三十家，至少占出事平台的三分之一。” 对“团”的传染性，石鹏峰做了更加清楚的解释：“当一个‘团’投的某个平台出了问题以后，‘团长’的号召力急剧下降，投资人的信心也会受损，出现大量撤资，因而这个‘团’投的其他平台也很快受到牵连和感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昙花一现的繁华后，“团长”们必须面对的是团员们愤怒的问责和警方的调查。“去年10月、11月份平台倒闭潮之后，‘团’几乎就没有了，甚至许多‘团长’都进去了 (被捕或者被警方控制)，现在大部分‘团长’都很难联系上。”石鹏峰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