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乾隆对人参歧见谈起：望善用人参

    人参素有“百草之王”“百药之长”的雅称，说俗一点就是药物中的“首领”、“族长”，或者说是“长兄”的意思，如果不是疗效卓著，它岂能有这个身份？现在由于科技发展，人工培植的“园参”多起来，没有那么稀有金贵了，普通百姓也吃得起用得多了，对人参的作用效果，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看法也不足为怪。

    可是几百年前的清代，处于盛世的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对人参却持有不同态度，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康熙亲政时年方少艾，又崇尚武功，身体一直十分健壮，尚不需要以人参来补虚强体。他对人参并不十分看重，不仅下令“将库存人参除留200斤外，其余全发交曹寅变卖”，以充实国库，而且责怪《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突患疟疾，是由于长期服用人参误补引起的。

    对祖父康熙的遗训无不言听计从、遵守旧制的乾隆皇帝却是对人参推崇备至，他不仅写了两首“咏人参”的诗，说它“自惜天公保异珍”、“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而且他本人也极爱用人参，垂暮之年疾病缠身，更是把人参当成不可缺少的补品。可见身体素质不同、体会不同，对贵似黄金的人参态度相左亦不足为怪了。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斗威仪》里称过去寻找发现的野山人参由于年龄长远，具有非凡的形气，故也有卓著疗效。宋代《图经本草·论人参》记载：“相传欲使二人同走（竞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各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清代陈士铎《本草新编》尤其推崇处方出自《伤寒大全》只用一味人参的“‘独参汤’，可治疗阳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决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三四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遂散而死矣。”至今“独参汤”仍为中医在救治阳脱急证时常用。

    我们对人参的推崇也影响到东邻之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老百姓，有因自己的父母或丈夫患病，曾出现卖身求购“神草”人参的孝女烈妇。俄罗斯人也曾对人参产生强烈兴趣，沙皇政府曾指定专人购买、研究过人参。人参 的拉丁文学名Panax（这词源自希腊），意为“完全的药物”，含义是这植物能治百病，瑞典的林耐当年命名给人参一个这样的“美称”，很可能是采纳了中国人的意见。

    人参经马可波罗传入欧洲，并没有引起当时欧洲人的重视，闻名世界的《大英百科全书》甚至武断臆说，人参的作用是虚构的，至多也是心理上的。有资料称，以色列还曾明文规定禁用人参。客观地说，人参也是柄双刃剑，清代医家徐洄溪说过：“今医家之用人参，救人者少、杀人者多”，王孟英也说“用之不当，参术不异砒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对133名连续服用人参两年左右的中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60%以上的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症状，如失眠、易惊醒、震颤等；14%的人腹泻、血压升高；20%的人易于激怒；10%的人性情抑郁。这就说，与滥用抗生素一样，滥用人参综合征值得医生药师和世人的关注。

    “深山有奇草，绿叶发华滋；补虚健魄者，功擅数人参。”愿大家合理使用这“百草之王”，让它为人类健康发挥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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