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医学报》看西医对中医学术的影响

　　《医学报》是清末医家周雪樵(1864-1910)于光绪30年(1904)4 月在上海创办的医学报刊，最初是半月刊，1909年5月(第109期)起改为旬刊，至第126期停刊。创刊后两三年内，《医学报》的影响即遍及全国，远播日本，成为20世纪初期中医学术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也是当今研究近代医学史的珍贵史料。然而，现代学者对《医学报》的专门研究很少，大多仅在研究近代医学史的某些问题时有所涉及，如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姚艳丽《清末医家周雪樵医事活动及其中西医汇通探索》等论著，均属此类。

　　本文拟通过对《医学报》刊载文章的主题及内容，解析清末医界对待中医、西医的基本态度，探讨西医学传入对中医学术走向产生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报社内部分歧，《医学报》后来分化为两种：一是王问樵主编的《医学公报》，1909年12月20日预出1期，此后每月2期，仍延续此前《医学报》期号，出至第146期；二是顾鸣盛主编的《医学报》，以中国医学会分会名义出版，每月2期，期号另计，1910年正月元旦出版第1期，出至第7期后停刊。本文取材的范围仅限于周雪樵主办期间刊出的第 1~126 期。

　　一、对中医的态度：“保存国粹”与批评“腐败”

　　据周雪樵自述：“当外力膨胀、中医腐败之时，有此一报独辟町畦，熔铸中外，保存国粹，交换知识，则慰情胜无。”其所表达的不仅是《医学报》的办报宗旨，也包括着周雪樵等有识之士对医学界形势的总体判断和对中、西医学的基本看法。

　　对中医学的价值，《医学报》持充分肯定态度。这首先体现在文章数量、比例方面。经统计，除新闻报道、广告、章程等类文章之外，《医学报》前126期总计刊发学术文章582篇，其中，中医类文章336篇，总量占绝对多数，并且绝大多数时段在该时段发表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超过半数。其次，该报还对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作了直接阐述，如周雪樵说：“中医之于病，往往其症同，其方同。而效否相异者，则因人之体质、病之性质不同故也。是在医家消息而加减之。此等处所，似较西医为难，亦较西医为精细。”

　　与此同时，该报也对当时中医界的负面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第31期刊文称：“盖医家能愈病之药，未有不霸道者，《伤寒》《金匮》论无一非霸道方也。自时医辈出，其门如市，若悉心诊视，则脑力不暇给，遂釀为不痛不痒之方以应万病。病家无识，喜其平稳也，咸放胆服之。病而愈，则医之功也;病而不愈，则医固无罪。行之既久，成为风气。凡遇善为通套方者，病人安心服，亲友亦放胆荐，此‘王道’之称所由来也，而不知养痈玩寇，世之死于通套方也比比皆是，此中国医学之所以衰也。” 指出中医衰败的原因在于医生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态度导致临床水平下降。

　　第49期又刊文指出与西医相比中医存在的缺陷：“西国之医，非徒诊治也，凡治疗之药，皆发自医生。其诊病也，器具之繁，莫甚于妇科；刀针之繁，莫甚于外科；其于内科也，寒暑有表，听病有筒，量肺有尺，诊脉有表，验喉照骨有镜，益以空针水、节电机、化溺等器，亦应有尽有，故每诊一症，灼知内脏之情形，医欲酬世，非数千金之力不能办。中医则惟两指耳，次则舆马衣服，外科、眼科等或犹自带药饵，若内科，则书方外无他事焉，内脏病理不能言也，药品是非不能识，药之制炒则听之药肆，药之煎熬则听之童仆。”

　　当然，这种批评的动机和指向与后来的废止中医派本质不同，其最终目标在于兴利除弊、发展中医、“保存国粹”。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处理好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二、对西医的态度：从“交换知识”到“熔铸中外”

　　对于西医，《医学报》总体上持接纳、包容的态度。如第58期刊登了何廉臣的文章，提出：“如中国真欲改良医学，先从全体学始;欲研究全体学，必先从西医学始。俟西医学研之既久、胸有成竹后，以中国四千年之旧医学互相比较，或弃，或调和，或并行别创一新。”在此，作者提出了一种处理中西医关系的“三步走”路径，即：学习西医— 中西比较—取舍创新。其中的第一步与周雪樵所谓“交换知识”类似，第二、三步则与周雪樵所谓“熔铸中外”异曲同工。

　　基于这种态度，《医学报》刊发了许多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来自对日本出版的西医著作的转译，其内容涉及西医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解剖、生理、微生物、寄生虫、传染病、诊断学、治疗学及卫生防疫等等。

　　此外，中西医汇通类的文章也有相当数量。据统计，《医学报》前126期刊发中西医汇通类的文章总计100篇，约占学术文章总数的17%，其中51篇是评论性质的文章，超过半数。这些文章视角不同，观点各异，可以看出《医学报》为当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开放争鸣的平台，营造了一种自由讨论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西医类与中西医汇通类文章之间的比例呈现出某种动态的变化。若将《医学报》前 126 期中的文章按照主题划分为中医、西医、中西医汇通3大类，数据显示，从1908年开始，中西医汇通类文章所占比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而西医类文章的比例则渐趋下降。至1909年，这种趋势愈加显著，以至于汇通类文章所占比例接近40%，远超过西医类文章(10%)。这种现象提示：至少在《医学报》这一平台上，中西医之间的比较和汇通，逐渐取代了早期比较单纯的对西医知识的吸收和引进，而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西医关系这一领域，学界探讨的主题逐步地从“交换知识” 转向“熔铸中外”，这种转向促使中医学术呈现出某些新的变化。

　　三、汇通的探索：理论上的中西互参与技术上的中西并举

　　《医学报》刊载的中西医汇通类文章集中反映了清末医家在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方面展开的 “熔铸中外”的探索。

　　生理学方面：引入西医有关心脏和脑的知识，改造中医传统理论。如第45期《脏腑校勘记》一文称：“古以神明为出于心，实不知其出于脑。脑为藏神之府，古人亦未尝不言及之，与泰西脑为神经之说恰合，则经文当改‘脑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义方合。按心为运血循环之器，但运血养脑与供全身之用，而‘心藏神’之说，全球实难公认。中医以脑为最贵之物，而独遗之，实医林中一大缺憾也。”明确提出应该将“心主神明”改为“脑主神明”。病理学方面：将脑的功能、呼吸生理等西医知识与中医辨证融为一体，解释临床现象。如周雪樵认为：“脑症繁多，大别之，可分为二：脑实、脑虚是也……中医不知，谓之补水补火，而属之肾、命两经，不知是皆脑之本症也。脑力虚，则肺机弱，吸气不能足其量，则养气亦减其能力，而人身之热度于以低矣。欲明此理，试观负重努力之人，其吸气较足则面必赤、身必热。反而观之，可知热度减缩者为吸气少之故也。惟为药以补之，则脑力复，肺机强，热度亦自复。此中西补火之理也。”

　　此外，《医学报》还将西医的“炎症” 概念与中医的外感病辨证综合运用，如周雪樵认为：“凡久嗽之症，由于肺体发炎。历久不愈，有变肺痈者，有变肺痨者，则难于施治矣。推其原，大抵因吸受风寒而起，必得表散其风邪，而后其炎乃可愈。”药理学方面：《医学报》专门开设“本草新诠” 栏目，每期介绍1~2种常用中药，以中西医对比的方式进行评述，如对大黄的介绍除引用《本草纲目》等书的记述外，还参考了《泰西本草撮要》《西药大成》《西药略释》《万国药方》等书的内容，介绍大黄的化学成分及其在西方的用法。在解释中、西医对大黄功用的认识差异时，作者指出：“大抵西人以肉食，华人以谷食，其肠胃中消导之力有强弱之较异。而常服此者，使积滞无由生，则疾病无由起，此盖西人所以命之为补药之理也。”又如，有作者在考辨麝香是否有堕胎功效时，明确提出“中西互参”的主张，称：“麝香下胎之说，已几百年于兹矣，师师相承，遂使麝香功用不大白于天下……参以西书，所谓下胎者何在?

　　每见用以下私胎者，每服至一钱八分，仍无影响。中医议论，每多臆断，如能以西书互参，更觉高人一着。凡遇有无可质证之处，则以西书正之，何难水落石出?”诊断学方面：提出用钟表测速，改进传统的诊脉法。第 88期刊文指出，传统脉诊以呼吸定迟速的方法存在缺陷，“既无凭据”“终归误事”，并言：“若用表诊脉，以今日之脉息若干至，与昨日之脉息若干至，两相比较，确切不移，则知病势之进退，断不敢随口谓小愈矣。吾故曰诊脉能用表，可以知病势之轻重，定病机之进退。愿同道飨之，余言非河汉也。”

　　治疗学方面：中西两法并用。如周雪樵在一则医案中记道：“此热痰胶肺络，以初时而论，本宜理中汤等温之，今则热入于胃，痰胶于肺，上壅神经，兼以吸烟之人，瘾必不足，故病剧至此。乃用急救之法，以庅啡亚及绿养水化水射入胸皮，少顷，逆气即平。遂疏方，用苏子降气汤加黄连、黄芩、瓜蒌与之。”从这则医案看，作者至少部分地接受中西并举的治疗路径，承认该路径在急重症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医学报》的文章作者们大多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具有探索的性质，尚不足以成为定论。以前文提到的“诊脉用表”一文为例，编者在文后加了如下按语：“按：切脉知浮沉迟数者固易，明虚实阴阳者实难。右说用时表验脉之迟速，取医家、病家共见之义，确可取法。若以之授徒，而废去阅历研究，恐仅知其易而不知其难，一旦应世立方，未必固能中病、立起沉疴。质诸同道，以为何如?”

　　明确指出了传统脉诊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客观化” 之后可能造成的技术缺失，希望同道进一步观察、讨论，为未来的改进提高留下了空间。综上可见，《医学报》反映出西医传入对清末中医学术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1)在“保存国粹”的前提下，反思中医之不足以期兴利除弊的意愿日趋强烈;(2)其着眼点从初期较为单纯地学习西医知识，逐步转向中西医之间的比较与汇通;(3)在基础理论的中西互参、临床技术的中西并举等方面，展开了“熔铸中外”的诸多尝试。这些尝试和探索，无论得失如何，对当今的中医药研究都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