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力量：政府还是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市场又该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本文将讨论这些问题。

　　1.多边国际合作

　　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给后起货币的国际化带来风险，单极向多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过渡需要多边的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我国学者关于政府是否需要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存在很大争议。争论的实质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帮助中国规避国际货币风险还是导入国际金融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一步是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稳定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将导入更多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也将急剧增加。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指出，“中国不应追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资本账户开放是自毁长城”。

　　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的不稳定将显著影响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和决心。或者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组合及其推进次序的合理性，而且取决于国际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性。一个波动不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使后起货币的国际化征途走得更为艰难。日元的失败与欧元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重创，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于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格外审慎。

　　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目前支持多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大都认为，多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取决于大国政府(主要指中国政府)的意愿与市场的选择。他们并未考虑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为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做些什么。

　　IMF前总裁康德苏牵头的皇宫创议(2011)提出“如何以多边的方式促进储备货币的多极化，避免官方储备变动引起私人投资组合的不稳定变动”作为未来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Paola Subacchi曾经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政策合作来管理从单极走向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过渡期。但是对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平稳过渡，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意见。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并予以倡导的。

　　2.政府转变职能

　　行政管制型金融体系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实现经济金融转型，才能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就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显然需要政府主导。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金融资源的行政垄断和配置到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的有效金融监管，是建立健全有效金融市场体系的前提条件。

　　不少学者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一说起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求资本账户开放。似乎是资本账户一放就灵。他们认为开放有助于促进改革。

　　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人们通常认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推动改革，但事实却令我们失望。加入WTO后我们以商业银行股权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虽然外资银行参股从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技术等方面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水平，但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服务业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开放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当外资金融机构无法参与金融机构重大决策，无法改变银行业经营环境时，他们也就从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战略投机者，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资银行垄断利润和政策性利差补贴的分享者。当未来盈利空间收缩时，他们就兑现丰厚的利润，将股份一抛了之。美国银行抛完建行股票，汇丰转售平安保险都是如此。

　　加入WTO十余年，金融体系并无重大变革。最后我们发现，开放事实上并没有促进改革，只有危机才能促进改革。在内部金融体系存在巨大扭曲时，只有改革才有助于开放，不改革的开放只会引来更多的投机者，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的改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愿。随着危机因素的增长，不改革的成本与日俱增，改革的阻力相对减弱。启动改革的时间窗口就此打开。把握这样的机会，在正确的改革理论指引下，我们就可以适时推进改革并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不可持续的性质已经日益显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有其内生性质，一定程度上是前30年的工业化战略与后30年改革开放政策共同决定的。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本质上需要对已经实施了60年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经济金融转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修为，而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成功的经济金融转型的外在表现。

　　我国长期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其主要功能是为工业化提供廉价资本。基本特征是政府压低利率或资金成本，并通过行政干预或产业政策将低成本资金配置给特定产业和企业。抑制型金融体系主要通过低利率信贷规模的扩张支持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政府基础设施领域的增量投资。其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人为维持资本低成本的政策和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已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膨胀，产业结构扭曲，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向国家财政转嫁的隐患。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趋紧、外部市场萎缩、美元储备贬值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多方面的压力，建立在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廉价资源环境和海外市场扩张四大支柱基础上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转型呈现出日益增强的紧迫性。

　　经济转型的要求在于：需求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投入型外延扩张转向效率改进型内生增长。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

　　金融转型的内在要求在于：政府的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为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放松并最终取消行政管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银行体系的平衡发展;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民众的财富积累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经济金融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货币的国际化是货币的计价结算、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等功能在国际领域的拓展。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国际货币在其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竞争力。

　　就其安全性而言，发行国的政治稳定和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其核心要素。其收益性或其保值增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相比较，其所拥有的流动性和便利性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本土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开放度，也取决于以发行国为母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并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因此，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成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中国建设经济金融强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3.政府与市场应相辅相成

　　政府力量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宏观主导作用，而市场力量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政府主导作用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规划、政策调整和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协调和海外战略布局。

　　从国际经验来看，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启动本币的国际化都是国家战略规划中需要把握的问题。比如，日本在美国主导的日元美元委员会的授意下推进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日元国际化，却不清理二战期间对亚洲国家欠下的孽债，结果是日元无法在亚洲替代美元的货币锚地位。由于缺乏国家战略规划，日本企业虽然已经取得重要的国际地位，却未能成为目标一致的日元国际化的推动力量。

　　相比较，德国同样是二战战败国和美国的军事附庸，但是德国只是在苏联解体、消除了对美国的军事依附地位后才启动了另一种形式的本币国际化，即创立一个由德国主导的共同货币，并由此实现了对欧洲经济的渗透和主导。相比较，中国如何提高与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就体制和政策的调整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国政府的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变到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的权益，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第二位重要的是资本账户管理的重心需要从“宽进严出”转变为“奖出限入”，帮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取得重要的国际地位。

　　最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海外军力的布局都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市场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基本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前提条件。“全球银行”的资产业务能否有效经营是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吸收海外储蓄的前提条件。只有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海外投资可以获取净利差收益的情况下，开放国债市场为主体的国内资本市场吸收海外低成本储蓄才能增进本国的利益。换言之，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度与吸收海外储蓄的最佳规模直接与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正相关。

　　其次，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通过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金融衍生品，提高人民币第三方使用的便利性和流动性，为人民币发挥国际交易周转货币的网络形成奠定市场基础。

　　再次，海外投资者(外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基于对中国的长期信心和市场的便利性所形成的人民币国际需求是人民币走出国门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市场条件。

　　最后，从微观角度看，企业计价货币的选择有其节约成本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比如当企业的负债或原材料采购是以美元计价，那么从避免汇率风险和节约外汇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企业会选择产品销售以美元计价，并选择持有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因此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顺应企业货币选择的内在需求，从把握创造国内企业进口原材料人民币计价的战略机遇，以推动企业出口的人民币计价。同时也需要把握或营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及企业筹集人民币计价资金的条件，以促进他们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需求。这是政府战略举措与市场内在需求良性互动关系的生动体现。

　　克鲁格曼在国际交易周转货币选择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与规模负相关的关系，全球经济只能容纳极少数的周转货币。周转货币领域的零和博弈性质意味着规模优势将带来更大的规模优势，只有少数几种货币能够提供所要求的交易低成本。文章强调了现有国际货币强大的网络效应，或在国际货币选择上的惯性或路径依赖。金德尔伯格的论文也指出，“无论是好还是坏，或者意见有多么不同，选择哪种语言或者货币并不是基于它们的优点或者道德价值，而是基于它们的规模。”

　　Huw McKay的论文指出，“对潜在挑战者最为重要的是：克鲁格曼的理论是对称的。这种理论预测，一旦现有的周转货币开始失去市场份额，那么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它的市场份额将迅速被蚕食，而且这种趋势可能是不可逆的。对新崛起的周转货币而言，随着成本的下降，任何有利于提升市场份额的举动都将带来更多的交易。如果政府的政策专注于鼓励在贸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计价，这将进一步帮助周转货币实现目标。”

　　目前，除香港之外的伦敦与新加坡也都竞相创设离岸人民币市场(甚至东京也有此意愿)，预示着有利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市场力量正在形成。但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用何种货币计价，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却十分低下。因此，加快内部的体制改革，提高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参与度是我国政府把握重大战略机遇所需要加快推进的。摄影记者/高育文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潘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