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郎咸平：城镇化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

　　经济学家郎咸平2月28日在其博文中表示，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

　　城镇化意味着什么？郎咸平称，在《中国靠什么继续繁荣？》一书中有了明确的解释，此书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经济学家们编著。

　　其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位农民工变成市民，财政要负担8万元成本，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需要20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说，一个农民工进城，全国平均成本是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额资金(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每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其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有配套的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又需要大笔的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行情 专区)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规划，未来土地收入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新非公36条”政策怎么真正落实的问题。

　　其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需要有长期的收入，必然涉及就业问题。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大型央企基本不会在数量庞大的中小城镇发展服务经济，还是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又必须要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钱的问题。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资金并不缺，为什么长期以来资金又到不了该大力发展的中小城镇的服务经济中？这涉及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在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消费主力(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

　　“因此客观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从而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郎咸平表示。

　　郎咸平指出，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搞房地产投资——那只能是在建“死城”；要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是最终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全部涵盖中国当前市场体制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要寻找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改革‘突破口’，就必须去寻找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市场机制改革。”郎咸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