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作为全球货币前景光明

　　“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但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今后更应着眼长远，加强与西方的合作。”

　　这是新任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特里谢在北京的讲话。这位IFF“新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增长和创造就业成为各国经济决策的关键。

　　尽管欧元区已经不再是全球危机的“震中”，金融市场信心正在恢复，像希腊、葡萄牙等重债国已重返国际融资市场。不过，特里谢依旧谨慎，他承认，在进行结构改革，推动长期增长方面，欧元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欧元不是“罪魁祸首”

　　特里谢此次北京之行，是受国际金融论坛(IFF)之邀，参加该论坛举办的第三期领袖对话的。参与对话的中方嘉宾包括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国际金融论坛(IFF)理事长戴相龙，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以及7位评论员等。本次对话的主题是《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然而，谈到欧洲，人们不禁联想到2009年那场不期而至，犹如瘟疫一般的主权债务危机。时光倒流，5年前，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肆虐下，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相继倒下，这5个国家一度被金融市场戏称为“欧猪五国”。在接下来的几年，“欧猪五国”饱受摧残，不仅自身经济陷入负增长，也将核心国德法两国拉入低增长区间。

　　回忆起这场危机，特里谢坦言，在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中，有人可能会想到解散欧元。“那时，人们会经常听到世界各地发出这一想法的声音。当时美国便预言欧元区会解体，或至少是减少至几个核心国家。”

　　面对这些质疑，特里谢表示，“我的工作经历就是一直在证明美国对欧元区的质疑是错的。”

　　“在距离欧元诞生还有9个月的时间时，我作为巴黎银行行长在美国开会，正在解释欧元的准备工作的时候，85%的参与者认为让11个国家参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依然这样做了。15年后，欧元对美元汇率比最初有所上升，从1.17升到1.30。我们在15年中保证了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浮动。”特里谢在说这番话时，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他开玩笑地说，“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我在说胡话，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要保持这么一个通胀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但我们却实现了，现在这些诺奖得主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特里谢看来，欧洲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反弹，但并不明显，直至2013年下半年，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国才明显从债务危机的阴霾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危机已经进入尾声。

　　那么，为何债务危机不发生在美国、中国，而是欧洲?在特里谢看来，可归纳为六大原因，包括单纯的货币“联盟”未能与财政政策配套;没有建立完备的风险监控体系对欧元区内成员国的经济账户等进行监控;没有一个统一的银行业联盟;没有金融稳定机制兜底;没有单一市场;危机前部分国家未能推进一系列强劲的结构性改革等。

　　“令人欣慰的是，危机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和缺失，它们正在一一被克服。我们也看到，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后的欧洲经济正在重新走上复苏轨道。”特里谢说。

　　当谈及危机根源时，特里谢指出，虽然相当一部分观点将主要矛头指向“欧元”，认为是于1999年成立的跨主权货币—欧元将各国本不统一的市场、财政强拧在一起所致。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欧债危机的爆发正好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那么，一度扰乱美国进而引发全球性危机的次贷危机自然脱不了干系。在特里谢眼中，欧债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延续。戴相龙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外界一味抨击单一货币的做法并不准确，“欧债危机并不是全面危机，而是财政危机”。

　　稳价格是首要职责

　　“韧劲”这一词是特里谢在讲话中反复提及的。

　　“危机期间，像德国这样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国家大可趁机退出欧元区，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特殊时期挺身而出提供援助。这种对欧元的坚持正是大家一直所保持的韧性。即便在最痛苦的时期，都一起力挺欧元。”在谈到欧元区国家为这一1999年1月1日才刚刚问世的货币所作出的贡献时，特里谢多少有些激动。

　　而在谈到中央银行的职责时，这位欧洲央行前行长认为，首要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因为这关系到欧元的信誉。而这种坚持使他在债务危机严重时招致不少批评。一些人认为，特里谢过分看重物价稳定，结果使欧元区经济复苏迟缓，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欧洲自由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迪恩·贝克尔说，他们(央行)的工作就是把通胀率降到2%以下。经济危机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没有合适的工具去应对。

　　而他的继任者、意大利人德拉吉则在上任不久后就提出“无限制购买欧债”的超级宽松政策。进一步地，在今年6月，德拉吉还推出负利率政策。

　　对此，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感到担忧，认为欧洲央行的“开闸放水”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货币战争。

　　在评论德拉吉的举措时，特里谢言辞非常谨慎。他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继任者做了辩护。他说，欧洲央行现在的做法表明，他们清楚现在的物价水平面临通缩风险，他们对此要采取严肃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让通货膨胀率重返2%的目标。

　　“物价稳定意味着既无通货膨胀，也无通货紧缩。”特里谢对记者强调了两次。他认为，这与增长和创造就业并不矛盾，相反，它是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前提条件。而2%的涨幅是价格稳定的标志。这也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四个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和地区的共识。

　　2010年6月，特里谢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对此您怎么看?特里谢回答说，我不认为这类风险会真正发生。相反，通货膨胀预期与我们预定的目标—低于2%但接近2%相符合，而且在最近的危机中一直保持。对于经济，那种认为紧缩措施会导致增长停滞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面对毁誉，特里谢只是从容一笑。而最大的说服力莫过于数字。特里谢微笑着直视记者，目光坚定而深邃。“欧元问世15年来，欧元区的年度物价涨幅恰好维持在2%的合理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时间表

　　来到中国，特里谢自然会聚焦人民币。在谈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议题时，作为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最为关注的是—人民币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可自由浮动汇率的货币。

　　“我个人的估计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在十年里基本实现。”这是成思危给予特里谢的回答。

　　“现在根据人民银行的材料，我们的资本项目大约40个，按照IMF的定义，40个分账户中，大约22个是基本可兑换，14个是部分可兑换，还有4个是不可兑换，没有完全可兑换项目。”出于这样的考虑，成思危个人估计，人民币国际化十年内基本实现，但是也要慎重、有步骤地逐步推行。

　　在成思危看来，人民币基本实现国际化应达到四个目标，一是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应大大提高，二是人民币在贸易中成为结算货币，用人民币进行支付，三是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能够自由兑换，四是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最后成为储备货币，进入SDR(特别提款权体系)，成为储备货币。

　　就目前的工作而言，成思危认为应推动三方面工作：改革汇率制度、资本项下可兑换以及资本项下开放。

　　“国外在2001年时曾预测30年后人民币成为第三大货币，现在已过去13年，如果我们努力，真的有可能会实现这一目标。”姜建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显然更为乐观。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银行今后还计划在海外发行人民币计价的优先股。随着海外市场上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商品的发展，人民币会在当地沉淀，产生交易，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但姜建清同时强调，“没有海外市场，人民币全部流回中国，达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据姜建清介绍，工行的国际化布局已经走过20年，近10年来海外经营步伐加快，目前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9个分支机构，海外业务中约有20%的资产和20%的利润来自人民币业务。

　　然而，戴相龙给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却要相对“保守”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比10年稍长一点，我们应该是在未来10到15年实现标准比较高的人民币国际化。”

　　在戴相龙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人民币需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体系，成为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之一。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还要实行中国金融产品的国际化、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具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能够降低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成本，有利于化解汇率风险，有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戴相龙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对美元影响不会太大，人民币国际化对全球贸易是有利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魏本华则坦率地表示自己说不出来这一时间表，但他也看到中央、国务院确实很清晰地提出要在2020年把上海建成两个中心：一是国际金融中心，二是国际航运中心。

　　“这两个中心的实现都离不开人民币能够真正变成可兑换货币，或者是国际上大家能够通用接受的货币。这样至少我们有这一时间框架可以从这个角度努力。”魏本华指出，“当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期限，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改革是根据条件，逐步稳步推进的，没有时间表。不是不愿意告诉这一时间表，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表。”

　　“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前景非常光明”。特里谢的这句话并不是单纯的“客套”。他注意到，除了货币互换，中国金融当局近期与法兰克福、伦敦等欧洲的金融中心建立了进一步的人民币清算合作，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不过，特里谢也强调，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全球货币，需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样才能使国际储蓄人和投资人对其有充分信任。

　　经济增速可达预期

　　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密切，此前，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成为了伦敦和法兰克福的人民币离岸清算银行。目前，可以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的外币有美元、日元、英镑、澳元以及新西兰元。

　　在此背景下，中方代表也向特里谢提出了几个中国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人民币和英镑之间可以直接交易、直接兑换了，下一步人民币和欧元之间什么时候能够直接交易?第二， 2015年，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加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中。

　　对于人民币与欧元之间的直接交易问题，特里谢表示，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竟然没有实现跟人民币直接兑换确实很奇怪。

　　“我非常支持人民币和欧元直接交易，特别是在欧洲，包括法国和德国，要非常积极地支持这种直接交易，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这一过程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特里谢表示，中国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已经是一种共识，即便现在还没有定下时间表，但这种共识非常重要。

　　同时，特里谢特别提醒道，“我们要注意人民币作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后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会上下浮动，正如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浮动一样，从0.83到1.59，所以如果作为世界货币，必定会承受上下浮动。”

　　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特里谢在记者面前流露出“羡慕”神色。他说，我理解中国政府把7.5%的增速定为今年的目标。对于学界有关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的预测，特里谢表示，对于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国家，现在增速比以往稍微慢一点，这非常正常。他认为，中国今年可以达到预期增速。

　　“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7.5%的增速是个"梦想"。”他强调说。

　　对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的可能性问题，特里谢比较审慎地指出，“很明显，中国要提高自己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的影响力，提高对国际清算银行、对20国集团的影响力，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相关协约中的条款方面得到确认，人民币才有可能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特里谢还强调，他个人完全支持，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发展，特里谢提出三项建议。

　　首先，应做好国有企业改革。他说，尽管这已经是中国当局战略的一部分，但由于国企问题，带有计划经济特点的状况仍然令国际社会担忧。

　　其次，中国应继续推动经济再平衡，在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尽可能增加内需，以便为今后的增长和就业开辟道路。

　　再次，特里谢认为，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应当更加重视人口统计学上的挑战。他说，人口结构变化会造成中国劳动力不稳定，甚至劳动力减少，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在笔者问到他还有哪些话要与中国读者分享，特里谢脸上继续保持他富有包容性的微笑，简要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

　　特里谢说，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其速度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之后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特里谢对于中国的赞美毫不吝啬，显然，在他的眼中，中国很清楚自身非凡的经济变革影响了整个世界。

　　不过，这位老练的金融外交家同时提醒，“没有中国，这个星球同样也会发生迅猛变化。”这是因为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科学与技术巨大进步，由于医疗以及人类生活的期望都在迅速变化，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他十分善意地提醒说，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才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合作的原因。

　　特里谢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们应当着眼长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犯错。“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民众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里谢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