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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年间,北京有位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孙振兰,人们称其为孙老道。孙老道以贩卖自制消暑闻药“避瘟散”、“无极丹”为主,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积攒了些钱财,于乾隆五十五年(1795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里的长巷头条北口开设了铺房——“长春堂”,形成了前店后厂,固定经营的方式,结束了游方郎中的生活。
说到“长春堂”,老北京人马上会想起消暑闻药“避瘟散”。避瘟散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效用,取用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军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当时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中国大肆宣传,大量倾销,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 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当时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的避瘟散。 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 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避温散也可以用水冲服。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 30年代时,年产量达到了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长春堂在山西太原、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了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共八家商店,这时期的长春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长春堂的经营也陷入困境。日本人限制长春堂避瘟散向外省市的邮寄业务,迫使其生产骤减至64万盒。 日本人得知长春堂资本雄厚,便再三地打它的主意。长春堂掌柜无端受到日本宪兵绑架、勒索,再加上1942年不慎失火,解放前夕的长春堂难以维持。解放后,长春堂获得了新生。店址两次搬迁,由鲜鱼口原址迁到了现址。
解放后,长春堂药店从鲜鱼口内迁到了前门外大街路东,随着前门商业大街的繁荣,长春堂的业务量不断扩大,目前经营的品种达6000余种,以经营参茸补品和中成药为主,随后又开设了西药专柜,医疗器械等成为北京市规模较大、经营品种较多的知名大药店。
进入90年代,长春堂药店对房屋进行了翻扩建,建成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具有民族风格、雕梁画柱的新营业楼,于1996年6月18日重张开业。当天,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前北京市领导段君毅、焦若愚亲临现场为长春堂201周年重张开业剪彩。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为长春堂留下墨宝:“作好药品供应,为人民健康服务”。崔月犁先生的墨宝是“中药是中华国粹,要努力发扬光大”。随着改革开放,长春堂枯木逢春。如今的长春堂重树店训“与人为善,正道而行”,发掘中医中药遗产的宝库,发扬光大中医中药文化,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海内外八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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