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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深山密林中,生长着一种“春苗如翠,秋实似火”的植物,民间谓之神草。千百年来,关于这种“神草”的许多神奇故事一直被万口传诵:
猎手不慎坠崖,股骨折断,万般无奈之际顺手扯下一株“神草”嚼烂,敷于骨折处,片刻之后居然能拄着硬弓步行回家;
石匠的脚被石头砸伤,疼痛难忍,呼天不应,遂将“神草”捶烂包于砸伤处,马上血止痛消;
一名血崩的产妇能够从死神的手中脱身也全赖一把“神草”;
“神草”愈合伤口就像牛皮胶粘合木头一样,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神奇功效,千百年流传下来,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神草”。事实上,这种被人描绘和形容得大是奇绝,在风月山水间足以挽云留霞的“神草”,就是三七。
关于三七,有说法说是:三七是起源于2500万年前第三纪古热带的残存植物。然则,这种说法在目前还比较难以得到科学的有力支持。但是,三七为我国较早发掘使用的名贵药用植物之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三七首次有明确记载的著作是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1596年),距今410多年。其关于三七“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的记载十分准确地表述了五加科三七的化学特征。
但三七的运用目前能查证的最早使用记载是明代杨清叟(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其“飞龙夺命丹”一方中的配伍药材就有三七,距今已有630多年。
其实,三七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的药用植物,在为汉民族当做传统的中药之前,曾长期流传于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彝族等)民间,而后随着民族迁徙,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军旅、商贾的传播,才逐渐进入了中原地区。明代以前,中原医家大多尚不知道三七为何物。
在清代,三七一直被列为地方进贡朝廷的珍稀物品,源源不断的流入宫廷,其珍贵性可见一斑。
到了民国初期,人们对三七的药用价值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民国初期著名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张锡纯在其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写道:“三七,诸家多言性温,然单服其末数钱,未有觉温者。善化淤血,又善止血妄行,为血衄要药。兼治:便下血,女子血崩,肠中腐烂,浸成溃疡。为其善化瘀血,故又善治女子症瘕,月事不同,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允为理血妙品。外用善治金疮,以其末敷伤口,立能血止痛愈。若跌打损伤,内连脏腑经络疼痛者,敷之可消”,这些记载更加全面的阐述了三七的功效作用。
20世纪初,随着三七在民间的广泛使用,人们在明了三七“生打熟补”药理的基础上,创出了“参茸桂七”之说,将三七并入名药之列。
而到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期,三七“生打熟补”的药理被民间广泛运用。
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广西民间中草药医生李振光深入文山、广西的壮族聚居地对历代使用三七的方法等进行了考证、研究,并对其药性药理做了更加可观和详细的总结。
直到2002年7月3日中国标准化协会组织全国38名专家,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举行会议,审查文山三七的使用、栽培历史,确认了文山州是中国三七原产地,并将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自此,三七成为文山名副其实的地道产物,并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同时,在三七起源的漫长过程中,原产地文山的民间传说赋予了它很多神话般的色彩,这让三七变得更加传奇的同时,也使得三七慢慢为人们所熟知,走进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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