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政”背景下近代中医教育变革及其困境

　　“医政”是指国家依法根据国家权力，对社会医事领域的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它是国家行政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指民国政府关于中医教育的“医政”。

　　虽然中医教育管理在古代是医政的重要内容，但近代随着行政职能的分化，中医教育管理不再作为“医政”问题。由于中医教育与中医医政关系密切，仍将其视为“医政”一部分。

　　随着清末的西医东渐，西医学校之建立，中国传统医学培养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本文拟从《医界春秋》等民国文献的梳理入手，尽可能理解中医对当时“医政” 切身感受和真实声音，以探究民国时期中医教育在国家管控背景下的图存求变及其面临的转型困境。

　　一、社会舆论中传统中医教育的缺陷据医史学家考证，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校要比西方的萨勒诺医学校早几乎三百年，但从广义的医学教育而言，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医学院校，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学在官府”。社会上大量民间医生的培养仍以家传、师徒传授或自学为主，对从医的资格无严格的培养和选拔机制，这造成中医群体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即使到晚近的明清时期，官方对医疗市场业医者的资格审定与医疗市场管理等几乎没有措施与规范。医学这一职业不仅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甚至几无制度门槛 。

　　从晚清至民国，随着西医医院和学校的建立，中医传统培养模式越来越受到外界的质疑。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士普遍发觉“中国医学废弛，流品最杂，无专门医学”。传教士麦高温对中医获得行医资格如此简单感到十分诧异。他观察到，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行医。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就像在英国常见到的那种人一样，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医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 麦氏用似扬实抑的语言流露对中医行医能力讽刺。

　　另一位传教士合信对比了中西教育后指出中医不如西医的原因：“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文探究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也。” 面对西人对中医医疗资格与能力的质疑与批判，国人也不得不正视中西教育的差异，进而自我反思。清代梁达樵在《辨证求真》中指出，中国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西国则是“选少年聪颖子弟，入院读医书，学人形图，究五脏生长，审六腑气化，明大经大络筋骨窍道气血隧道，知化学，考药石，制药水，学成乃得与试，如超拔高等，国中荣之。有毕业纸，然后挂牌医人。

　　在他们看来，正因为没有系统的培养机制、严格的资格认定和准入机制，造成游方郎中、江湖术士“应运而生”。这不仅危害着国人的生存与健康，也毁坏了中医的声誉。晚清士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担忧地指出： “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资，稍猎方书，藉谋衣食，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此所以谚有‘不药为中医’之说也。”

　　作为较早睁眼看西医之人，郑观应开出的“药方”是，仿照西方医院制度，在全国各地“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并以医院为办学基地，学生需通过严格考试方能入院学习，毕业经过考核合格后方能行医，对于“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

　　郑氏希冀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以改变中国历来“自由习医”的传统。在质疑声和行业危机感中，中医界发出了“非出刊物不足以唤醒醉梦，非办医校不足以剔除积弊”的呼声。因此在争取中医生存发展空间的行动中，除了集会、请愿等应急性举措外，组织学会、创办期刊、开办中医学校等渐而成为中医界适应现代转型的常规措施。毫无疑问，外界的质疑和自我反思是中医教育转型最深层动因，但仅仅如此可能未必引发有效变革。而当中医面临政府的行政干预，面临生存合法性挑战时，才直接促发了中医教育的近代转型。

　　二、“医政”：国家管控与近代中医教育面临的压力与组学会、办期刊等行为相比，中医教育因其涉及对象多、影响面大，最易成为外界评判和政府“医政”的管控对象。民国政府满腔热情希冀构建新的国家体制，以适应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精英被吸纳进政府。在卫生行政部门，话语权基本上控制在这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受西式教育影响的人士手中。他们在医学教育上有明显抑中扬西之倾向。因此，中医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家“医政”的巨大压力。

　　1912 年 7 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令各界不解的是，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即所谓“民国元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中医界对此反响激烈，以多种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次年，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表示：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北洋政府虽对中医教育加入现代学校系统问题上未作让步，但允许中医药类学校立案。此后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各地私立中医学校纷纷建立，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基本上均于此前后设立。

　　1927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医界对新政府之于中医的扶持寄于厚望，纷纷撰文施议，以为改变中医命运的时机已至。被视为中医界喉舌的主流杂志——《医界春秋》甚至专门“为扶植国医教育事”呈文南京政府。不过，在当时卫生行政格局下，此议毫无疑问地遭受冷遇。

　　1928 年 5 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主张废止中医的留日派把持卫生当局，汪企张在会上首发废止中医言论。次年 2 月，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声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废止中医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中医界迅 15 人文探究速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并向南京当局请愿。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暂搁置提案。然而一个月后，中医人士还未来得及为抗争成果感到欣慰，教育部就中医教育问题颁发的第八号公告，犹如致命一击。

　　于 1929 年 4 月颁发的公告中虽对中医人士“鉴于外邦医学之昌明，与夫国内医校之设立，间有仿设中医学校，图谋改进，以期竞美”的行动表示赞许，但又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以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为由，表示中医学校不便在学制系统之内，以后不用呈报教育机关立案而只需在民政系统立案，以社团视之，这实际上否认了中医学校作为现代教育机构的功能。公告还以中医学校无论在讲授、实验还是培养年限上都与西医学校差距较大为由，要求中医学校不能称为“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是年 8 月，教育部再次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面向社会招生。教育部的规定引发了新一轮争取中医教育合法性的抗争运动。不久，在蒋介石等人做出中医不可废的表态后，教育部公告被迫撤销。然而，国民政府对中医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始终不予正视，抑制之理由更是花样迭出。1930 年 3 月，教育部又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学社”。

　　教育部的一份文件声称，此举是从为中医“着想” 出发。官员们告诫中医界，不要急于设立学校，而应先成立中医学社，作为学术团体存在较好，并承诺此举“非摒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之外”，只要 “将来中医由学社之研究，成为精密有系统之学说”，那么各学校必将争相采用，因而毋庸为更名担心。 1936 年 1 月 22 日，被中医界千呼万唤的《中医条例》公布。不过，此《条例》仅关注中医行业本身，并未提交中医教育的地位与合法性问题。中医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一定保障，但中医教育合法化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中医界并未罢休。1937 年 2 月 17 日，全国各地代表 30 余人齐集中央国医馆，给国民政府施压，最终政府决定“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育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

　　在此决议推动下，当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医教育规程》，决定将中医教育纳入专科以上学校系统，招收高中毕业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1938 年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不久又制订了《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规定了课程讲授、实习、临证时数分配。1940 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这可被视作中医已正式列入现代教育系统的标志。但这些规程和通则颁布，并不能说明当时政府当局对中医教育给予与西医的同等重视。事实上，由于抗战爆发，政府自顾不暇，这些方案大多仍停留在一纸空文，政府未开办过一所中医学校 。全国各类中医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

　　1946 年，抗战虽已取得胜利，但中医教育并未迎来转机。是年，教育部以中医学校师资、设备、经费不合《修正私立学校规程》为由，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私立医学院。尽管中医界进京请愿，要求维持原私立中医学校原状，并希望政府创办中医学校，但教育部坚持认为，医药无中西之分，并无特设中医专科学校之必要。最终一批具有影响的中医“老校”被取缔，近代中医教育的发源地——上海，竟一度成为中医学校教育的真空地带 。

　　民国以来，废止中医之声不绝于耳，掣肘中医的医政更是层出迭见。根据当时的卫生行政规定，申请医生资格的前提，须拥有教育部立案学校的学历;而教育部从未批准中医学校立案，缺乏法理上的合法地位。由于中医医校没有被教育部认可的毕业文凭，无法像西医一样实现学校教育与医生注册制度的对接，中医的执业注册主要依靠中医考试。而中医考试相对宽松，这造成“走卒贩夫，亦一时国手，造成国医一般化”，正如时人所揶揄的那样，“幸而在地方行政主管机关考到了，便可以做一个中医生，谁还愿意丢了五年的时候跑到国医学校里头去吃苦?”

　　这反而助长了中医培养的粗制滥造，实际上破坏了中医教育事业的现代转型。 人文探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国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和举措实为釜底抽薪之举，通过使其在教育上缺乏正规与系统性，让中医在人数和能力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从而走上自然淘汰之命运。面对来自政府层面的冷遇和压制，中医界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变革自觉，发出了“有中医教育则中医存，无中医教育则中医亡”的呼声，并深信要改进中医学术造就中医人才。这是近代中医图存与求变最关键与迫切的议题。

  三、求变与难变：近代中医教育改革及其困境外在质疑挑战与内在自觉意识促使中医人士不得不做出变革。他们意识到传统师徒教育存在弊端，已不适应现代社会。时人不无担忧地写道：“不过诸家传私授而已，不足以言教育，惟其如是，各守神秘，学派分歧，中医学之无进展。”

　　名医张山雷还列举了旧式师承教育中 “妄”“偏”“陋”“愚”“荒”“迂”等现象。医界的共识是，继续以私人传授的方法来培养中医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设学校教育才能掮起发达中医学的大责任”。虽然学校教育不是培养中医的唯一途径，但学校式的教育确实代表近代教育的主流方式。一名中医学生撰文强调学校教育的优势：不同于那些“祖传”“经验”“久病自成医”的“不完全的国医”，“我们跑入医校里是求学术，不是单独明了药性便罢，更不是烂熟汤头歌诀便了。我们求学是有步骤、有根据，据着医学的途径，次第而行。”早年陈虬在浙江温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借鉴了西医院校的经验，可谓中医教育近代转型之滥觞。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医知识结构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政府对中医的消极态度，中医学校教育因多赖于私人之力量，在求变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例，该校学制 5 年，一年级：有生理、本草、医语、国文、书法；二年级：生理、本草、伤寒、方论、国文、书法、缀法；三年级：金匮、明理论、杂病心法、温热、方论、国文、书法、缀法；四年级：实习、温热、四诊心法、妇科、幼科、外科、医案、国文；五年级：专重临床 。从课程设置来看，不可谓不丰富， 其“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教育目标也不可不谓美好。但总体来看，偏重古籍、尚少新知，这是中医学校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名不副实”。

　　一名中医学子撰文对少数中医借办医校提高知名度， 自抬身价的行为表达不满：“现在办中医校的人，他掮着一块毓才兴学的大招牌，来遂他求利求名的心。历考其内容，粗具雏形者有之，敷衍从事者有之，视办学为利渊者有之。很多课程还流于形式。……那章程上所列的生理学呀、解剖学呀、组织学呀、药物理化学呀、病理学呀、气化学呀。这许多许多完美的学，不知到哪里去了。从没有见过一本册子，上过一时讲堂。这所谓气化，化之于乌有之乡了。……从第一年至第五年，所学的是变式的师徒学艺罢了。”“变式的师徒学艺”一语道出了近代中医教育变革所遭遇的无奈与困境。面对这样“令人失望而灰心的”中医学校教育，名医张赞臣不无担心地说， “长此以往，则中医岂仅旧医而已矣，不几人将目我为颓废之医乎!” 而中医人士的“以私人之财力有限，设备不完之咎，非独办学者一人任之”，一语也道出了中医界自己的苦衷， 认识到政府之于中医境遇的重要性，表示：“苟贤明之当局，能邀允准，则政府维持，根本稳固，无或虞欧风美雨之摧折矣。”

　　中医界的屡次请愿活动皆以纳入政府的学系，开设国立中医学校为旨向，但多数以失败而告终。在民国现代政府体系下，卫生医疗逐渐收缩在国家控制之下，学中医、看中医、当中医已经再不像过去那样仅是医家与医家，医家与病家，或医家自身的事，客观上受到政府基于治理现代性诉求的现代“医政”约束。就中医教育来说，政府与中医界的关系颇为微妙，前者对后者“欲管而不管”，颁布种种所谓“管理”中医的措施恰恰都是为了“不管”，让其自生自灭，最终达到使其自然淘汰之目的;而后者对前者态度则是 “若即若离”，一方面对政府压制中医教育倾向 17 人文探究与行为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认识到改变中医目前的状态又必须需要依赖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坚持不懈地进行加入“医政”的努力。最后，中医的抗辩难逃悖论式的命运，“即表面形式上是在与西医谋求制度上的平等，而现代制度的内涵恰恰又是以西医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垄断的，这意味着中医一旦在这个系统中谋取了自己的位置后，反而会遭遇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待遇。”

　　正是不平等待遇使得近代中医教育，在求变的同时面临诸多困境。但若“不谋求位置” 则无生存之余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两难境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医教育近代转型虽有应激性成份，但内在的自主性倾向不容忽视。这或是中医在近代未被扼杀的重要原因，也是上述两难境地的有效突破口。譬如中医界积极将中医教育与爱国相联系，医家陈虬的《保种首当习医论》将医学教育提高到强种保国之高度，他创办利济医学堂以“以冀将业勉成国手，方不失上医医国之旨”为宗旨。

　　中医教育先驱丁甘仁更是意识到中医学在抵御外侮、保存国脉上的重要意义，“吾中华四百兆民命，悉悬于外人之手，生死之权不能自主，天下至可悲痛之事，孰有逾此?”因此“教育为国家之基础，医学实民命之攸关”。这些“医学救国论”的提出，表明在现代化语义环境下，中医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强调自己“民族医”和“国医”的身份，争取在国家的行政中和民族救亡中有所担当。而兴本土医学教育则是强国兴邦、爱国保种之切实可行落脚点，从而为中医教育合法性与迫切性找到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