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陕西发调研报告剖析

       一篇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的调研报告，试图解答“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

       1月18日，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发布文章《关于“谁来种地”重大问题的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调研报告显示，自撂荒地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省撂荒耕地面积从2020年底的337.9万亩降至2023年6月底的11.6万亩，下降96.6%。

       现存撂荒地中撂荒1—2年的有6.5万亩、2年以上的有5万亩，安康市占64.2%、榆林市占25.2%、延安市占6.1%、商洛市占4.4%、汉中市占0.1%。导致耕地撂荒的原因主要有生产效益低下、生产条件差、缺少劳动力、流转后经营不善等。目前，各市正在积极组织有序复耕，预计年底前完成复耕面积9.8万亩，安康市部分丘陵山区因易地搬迁等原因未能复耕的计划明年实现“达标清零”。

       2022年，陕西全省家庭承包经营农户670.93万户。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从业人员中男性占54.3%；年龄在51岁以上占54.7%，31—50岁占36.6%；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分别占27.1%、46.3%、14.4%，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为3.6%。总体来看，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现象较为严重。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

       调研报告指出，一是生产成本逐年走高，种粮比较效益下滑。

       近年来，陕西省粮食生产成本年均增长速度远大于粮食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随着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和收入的小幅增长，粮食种植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有时甚至处于亏损边缘。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陕西省小麦每亩人工成本净增50元以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明显，如2022年6月30日化肥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倍以上。

       人工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导致粮食作物亩生产成本至少增加100元，有的地方甚至增加180元—200元。适度规模经营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土地流转价格逐年上涨抵消了部分规模种粮收益。加之农业生产大多周期较长，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较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难以有效保障。农业生产收入远低于二三产业，“种粮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月”。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陕西耕地条件较差，同时自然灾害风险较大，机械化水平也滞后。

       三是经营主体实力不强，社会化服务相对滞后。相当一部分主体规模偏小、实力较弱，缺乏专业人才培训和引进机制，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严重影响其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四是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技人才较为紧缺。据调查，农业从业人员中，年龄50岁以下的仅占45.3%。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选择外出务工从事建筑业、服务业、制造业等非农产业，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种粮副业化、老龄化、兼职化。

       农村基层薪金待遇、环境条件与城市差距较大，发展空间也相对狭窄，就业、发展、生活等方面限制导致人才在乡村难以安心扎根，涉农专业毕业生更多流向农业科研机构、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单位，不愿到“三农”一线去工作。

       当前农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较少、老龄化严重，难以满足农业生产指导服务需求，特别是缺乏农业科技人才、农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岗位人才、农业专业服务型人才。

       第五则是农业信贷融资困难，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受新型经营主体自身条件限制，市场对其总体认可度低、信心不足。

       第六个因素是补贴水平相对较低，农业发展激励有限。2022年陕西省3批次实际种粮农民补贴合计平均为20元/亩左右，加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50、60、70元/亩三个等次，合计不足100元/亩，而我省粮食种植物化成本约为500—600元/亩，两项补贴资金不到物化成本的20%，难以覆盖农资价格的上涨幅度。

       种粮激励作用也有限。现行补贴资金量大、面广、标准低，对农户和种粮主体扶持有限，激励效果不明显，调查的382位普通农户及91位种粮大户中，51.6%的人认为补贴政策不能提高种粮意愿。

       调研报告指出，要精准施策，全力解决“怎么样”吸引各类主体种地：一是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二是以优化财政支农政策推动粮食生产再壮大；三是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推动粮食生产再突破；四是以培养农业生产经营骨干推动粮食生产再提升。

编辑|卢祥勇 杜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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