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与两会 || 张伯礼院士、沈建忠院士、钱峰院士发言

张伯礼

　　今年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十七个年头。作为一名中医人，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医药，始终是我工作的职责使命所在。过去这些年，我提出的建议涉及了中医药立法、扶持促进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中医药进中小学等，大部分建议被采纳。

　　近年来，中医药在服务能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发展、走向国际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前，中医药发展正处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

　　但在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仍然有瓶颈亟待突破。我带领团队进行了深入调研，并把调研成果形成建议，带到今年的全国两会。建议包括加快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加强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制定、尽快启动针灸大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等。

　　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方面，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着变异和流失的威胁，存在“不当占有”和“不当使用”的情况，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难以满足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的需求。探索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迫在眉睫。

　　因此，我建议，尽快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发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设立“中医药传统知识管理委员会”。同时，要建立中医药进出口商品的海关编码制度、中药材和特定技术的出口审核登记制度，以及建立传统医药特有标志和符号的目录，规范外商在华投资设立中药企业的审批和监管。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中医药相关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已被列入国家战略实施，但国标公布品种只有296个，距临床常用的700余味药仍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各省(区、市)对标准的掌握尺度不一致，要求也不一样。企业除按照国标开展备案外，还需按省分别研究和报备，导致企业工作量较大。

　　为此，我建议，充分依托和利用国家试点企业的相关经验和技术成果，加快制定安全性高、科学性强的中药配方颗粒国标。在保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原药材入药标准和产品含量检测指标，以降低产品成本，减少医保支出。还应考虑取消中药配方颗粒省级标准的制定与备案，将工作重点转向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配方颗粒质量标准。

　　据统计，针灸已在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其作用机制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下一步，应着力评价针灸临床效应，建立符合针灸临床特点的研究范式和评价方法;聚焦针灸基本科学问题，系统开展穴位对机体调控规律研究;坚持标准引领，系统开展国际针灸标准制定。我国需要积极实施“以我为主”的大科学计划，引领国际针灸学科的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

沈建忠院士：加快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沈建忠

　　“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重大动物疫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冠，以及多种人 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扩散。面对这些具有高度致病性及传染性的疾病，开展感染致病机制以及药物与疫苗研发等至关重要，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其中发挥的平台支撑作用不可或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建忠呼吁，进一步加强我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安全防护等级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指生物安全防护级别为三级和四级的实验室。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国家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范动物与人类重大、新发、突发高致病性传染病与人 兽共患病中发挥关键的平台支撑作用。

　　沈建忠告诉《中国科学报》，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医疗、疾控、海关检疫、药物及疫苗研发等多个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存在数量不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以P3实验室为例，截至目前，美国的P3实验室超过1500个、英国有400余个，而我国不到70个，且存在地域和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对此，沈建忠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布局，加大P3实验室建设和投入力度。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域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合理布局，将P3实验室增加到500个以上，为重大疫情和外来疫病监测、病原生物学与感染致病机制研究、疫苗与药物研发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第二，进一步加强管理。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多个领域，由多个部门监管，建议统筹安排，组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与协调机制，明晰各部门在综合性 交叉问题上的管理职责，完善实验室的宏观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如设立生物安全专业，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制订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生物安全战略人才队伍;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增强风险意识，切实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和实际操作水平。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4-03-05 第1版 要闻)

　　钱峰院士：让人工智能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力

　　钱锋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强大驱动力。特别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我国人工智能的赋能具有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多、数据资源丰富等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然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表示，目前相关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短板。

　　具体而言，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工业智能前沿技术布局还较为分散，人工智能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针对特定科学和工程问题的算法创新与世界领先水平差距较大。高端工业软件90%以上依赖进口，“卡脖子”风险巨大。

　　同时，我国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仍以单个环节、单个企业为主，能够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在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消耗、提升产品质量、减少环境污染的企业还不多。当前，我国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不完善，缺少训练大模型的高质量工业数据语料库，算力资源分散严重。此外，目前国内能将模型、算法与应用场景匹配的人才极度稀缺。我国高校学科设置交叉融合程度不高，人才培养无法匹配行业需求。

　　对此，钱锋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突破工业认知智能、工业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打造人工智能物理建模、高性能计算等研发工具，构建自主可控的工业智能软硬件应用和生态。鼓励原始创新，促进大模型共性技术发展和算法研究。

　　二是布局“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等科技创新专项，加大对人工智能通用和垂直大模型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构建集多要素为一体、需求快速感知、供需精准匹配的“产业大脑”。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开放应用场景，打造高质量工业数据语料库，构建垂直行业人工智能训练验证平台。打造重点领域人工智能开源平台，降低大模型训练成本。

　　三是推动科研和产业数据共享，构建安全可信的共享平台。引导行业用户开放核心业务场景，对政府投入的场景数据“应采尽采”。构建国家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贡献剩余算力，探索多元异构、多卡并行的算力统筹规划机制，打造超大规模算力集群。

　　四是推动“链主”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联合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创新联合体，以国家重大战略和制造业重大需求为导向，共同凝练基础科学问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和应用。支持基础科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工程技术人才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推动高校加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4-03-06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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