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连续6年亏损累计399亿 全国统一费率亟待打破

　　8月30日晚，保监会公布2012年交强险运营情况：全年保费收入1114亿，承保亏损83亿，投资收益29亿，即总经营亏损为54亿元。

　　这是继2007年实施交强险条例之后连续的第6年亏损。“相较2011年已经同比减亏38亿，综合成本率也有所下降。”当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交强险工作组张海波在通气会上称。

　　2012年下半年交强险对外资保险公司开闸，年度内开展交强险业务的三家外资公司分别是：美国利宝、富邦保险和中航安盟。“这3家2012年内的保费收入合计约2000万。开办第一年盈亏数据非常不稳定。”工作组成员介绍道。

　　工作组成员将连年亏损的关键原因总结为：在人伤医疗和汽车维修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家用车保费收入大幅降低，部分车型与部分地区费率与风险严重不匹配。现实运行情况与交强险设计之初定下的“不盈利、不亏损”原则严重相违。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幅亏损或仍将持续。“保险行业每年都会根据亏损经验提出具体改进建议，但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推动。交强险是强制性保险，涉及面广，并且立法修改涉及多部门，完善费率机制需要很长一个过程。”

　　自2006年国务院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来，2012年对该条例做过两次修订，一是将外资公司纳入承保主体，二是挂车不再投保交强险，相关事故赔偿责任由牵引车承担。

　　自2006年下半年实行交强险至2012年，6年半行业共收取交强险保费4951亿，发生赔付3336亿，赔付率76.4%。累计承保亏损399亿，平均的综合成本率109.1%，累计经营亏损256亿，平均的经营利润率为-5.9%。

　　收入降赔付升

　　赔付成本逐年持续上升，而交强险的费率水平，或车均保费收入在逐年下降，导致交强险的收入和投资收益不足以覆盖赔偿，造成交强险持续亏损。

　　交强险赔付种类主要分为人伤医疗和物损维修。从人伤成本来看，各年度死亡伤残分项限额的赔款从2007年的1万，提高到2012年的2.4万，增长125%，年均增长达到17.6%。

　　而人伤赔偿标准主要依据最高院的人身损害赔偿相关司法解释，其中绝大部分赔偿项目与各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挂钩。最近五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纯收入大幅增长。

　　例如江苏，近五年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达到了61%，年均12.6%。收入水平的上涨直接决定了人伤赔偿标准上涨。

　　同时在物损方面，汽车厂商在2012年对零部件价格进行多次调整，涨幅超过10%。“这主要由于目前新车销售竞争激烈，各汽车厂商在前端销售降价，但在后端维修上采取上涨的策略，来保持利润稳定。”张海波说。

　　但在保费收入方面，按照交强险条例的相关费率浮动机制规定，交强险对于上年没有出险的续保客户开始享受费率折扣，连续三年不出险可有30%的费率优惠;而出险两次以上，或者造成死亡事故的客户是费率上浮。

　　受费率浮动办法影响，其中家用车的交强险保费从2006年的1050元，降至2012年的800元，费率浮动从2007年实施三年后，每年有包括85%的续保家用车享受到费率下浮的优惠，但费率上浮的车主比例仅有1%。费率逐年处于整体下降状态，到2012年整体的交强险费率水平比基本费率下降了15.3%。

　　建议分区域定价

　　交强险条例规定，交强险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但现实情况是，个别地区亏损极度严重，贡献两成保费却亏损占比超过七成。

　　“地区之间差异太大，实行一刀切的统一费率与风险不匹配，赔偿结构严重不合理。”工作组成员说。

　　经统计，近四年亏损最严重的6个地区，合计收取保费是767亿，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21.3%，但承保亏损是255亿元，占总承保亏损的74%。综合成本率已经超过了130%

　　“举个例子，发同样一个交通事故，上海比甘肃要多赔付2倍多，但收取保费是一样的。因为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甘肃的2倍多。而亏损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东经济发达地区。”

　　前六位亏损严重的地区分别为：上海、宁波、浙江、安徽、江苏、重庆。

　　另外，按车种结构划分，亏损主要集中在挂车、特种车、营业客车、拖拉机和非营业货车上。据介绍，这五大车型最近四年，合计收取保费占全部车型保费的18.2%，但合计承保亏损达到252亿，占到了总承保亏损的73%。

　　“为了改善交强险持续亏损状态，我们建议完善交强险费率调整机制，实行分区域定价。”交强险工作组成员们认为，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状况、赔偿标准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在同一费率水平下，各地的赔付支付和盈亏结构不合理。

　　他们在具体建议中提出，“一是充分考虑各地的风险差异，对交强险实行分省定价，在区域内实现风险与价格的匹配，逐步实现总体的一个盈亏平衡。二是在交强险条例中增加更加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各省费率调整的触发条件、调整程序、调整频度等相关的内容，使费率调整更加的制度化，更加的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