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

　　进入新世纪，有着“吴市场”雅号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其奔走呼告的核心观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市场。“计划派”与“市场派”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接下来是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在吴敬琏的眼中，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担心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滑向拉美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吴老这十几年来研究著述和演讲呼吁的核心。

　　“在我看来，在下一步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2013年8月，他在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第四版再版前言中如是说。

　　如果说在“十八大”以前，吴敬琏一直在呼吁重启改革，那么在“十八大”之后，他转向研究——如何重启改革。 “只有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今年5月，他的最新著作《直面大转型时代》一书问世，出版方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透露了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吴敬琏把书稿交给三联书店时尚未取名，李昕看了目录后建议叫《面对大转型时代》，吴敬琏说，“不要用 ‘面对 ’，用‘直面’。”“直面”这两个字，既反

　　映了吴老的人生态度，也是他学术态度的真实写照。

　　改革曾出现停顿甚至倒退

　　《陆家嘴》：您一直呼吁中国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认为在过去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对此是否有乐观预期?

　　吴敬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要求转型，要求我国经济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当时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资源匮乏、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回头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也不好，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在原来有市场作用的一些领域，由政府干预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改革势必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特殊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句话里的五个概念“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都非常重要，针对的正好是我们现有体制中的弊病。直接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大概有一百零几项，另外一些建立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有关的改革超出这个范围，比如说建立法制、司法公正、审判的独立等，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些改革能进行得顺利，我们在2020年以前就能够形成三中全会所讲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三中全会的决议是非常好的决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会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在新的起点上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还是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的，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

　　《陆家嘴》：改革的主要阻碍在哪里?要使改革得到有力执行，最关键的是什么?

　　吴敬琏：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阻碍。由于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由此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是有深远影响的，这套意识形态有延续性，所以很容易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妨碍改革。二是来自特殊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改革三十多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得到了利益，但是那种利用体制缺陷、依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会变成进一步改革最主要的阻力。三是改革过程中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这是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多年后积累下来的，比如国有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耗费资源所造成的资源严重短缺、环境的恶化，还有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哪一种产品产能不过剩的。

　　在新的改革征程上，面对这些阻碍，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需要攻坚克难。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克服这些阻碍，要有大的智慧，特别是实际的矛盾和困难，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很巧妙的运作艺术。

　　GDP增速低一点没关系

　　《陆家嘴》：您如何看待李克强总理提出的GDP增长7.5%的底线?

　　吴敬琏：今年在两会以前有过一个争论，到底应该把今年预期的增长速度定在7.5%还是7%?后来吸收了两边的意见定在7.5%左右。第一季度是7.4%，主流的舆论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种预计是还有可能继续下降。那么继续下降是不是可以接受?就有很大争论。

　　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说“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因为增长速度高低对于大众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有影响的是就业。通常的看法，认为就业和增长之间是一种线性的关系，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增长有一个结构问题，增长里面对不同产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在旧的增长模式下，投资主要投在重化工业，就业弹性很低，相对来说，服务业对就业的弹性较高。现在的情况就是，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恶化。我认为只要能保就业，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关系并不大。采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好处是能够提高GDP增长，坏处是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使债务进一步积累。

　　《陆家嘴》：我们要防止中国经济发生系统性危机应该做一些什么?

　　吴敬琏：首先要尽量释放现存的风险，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还是用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来维持。其次，要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负债表的杠杆率。然后要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重组，以便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不要让它积累起来。最后，再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