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重构农民信用互助组织应摒弃固定回报方式

        “当浙江地处海拔最高的丽水黄毛尖山区百姓，都能像城里人一样方便存取款、贷款时，那才是真正的普惠金融。”在今天举行的中国普惠金融研讨会上，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负责人对浙江普惠金融“支农支小、扶贫扶弱、普惠金融惠及民生”的表述，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将普惠金融写入党的决议，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大热点，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次研讨，来自各地的与会专家，一同探讨了普惠金融探索与实践，提出不少新的发展思路。

　　重构农民信用互助组织

　　除了现有的农信社、小型商业银行、商业型小额贷款公司等正在践行普惠金融的机构外，有专家认为要实现普惠金融，不能仅靠这些商业机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构农民信用互助组织，建立多元化普惠体系。

　　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会，近年来发展迅速。资金互助组织可以吸纳成员的入股股金和季节性闲置资金，使其循环利用，满足了成员在农产品购销环节上的资金需求，有助于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弥补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缺乏、网点覆盖率低的不足，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不过，近来在一些地方，这类资金互助组织发生倒闭、挤兑风波，一些隐藏的风险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合作金融上，陷入了一个传统的思维，把信用互助合作都局限在传统的金融服务当中去，办来办去都是在办存贷利差的金融服务机构，无法体现真正的信用互助合作。”中国金融学会执行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

　　吴晓灵认为，重构的农民信用互助组织应该摒弃给固定回报的方式，应该是社员之间的直接融资，在社员内部，把有资金供给的人和资金需求的人在互助社的内部直接对接，扣除了服务费用以后，全部的收益应该按照合作经济的理念来分配。浙江可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来探索社员内部直接融资的信用互助社。

　　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

　　包括个人信用记录、家庭状况在内的各类信息是金融的生命线，搜集信息、掌握信息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村民说那个信贷员比我还了解我们家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浙江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住在村里搜集谁家孩子不孝顺，邻里关系如何等非标准化信息的做法让专家印象深刻。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大多是这些非标准化信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能够将这些大量、杂乱无章、没有头绪的信息迅速搜集、处理、运用的东西那就是互联网。各种各样的宝宝，第三方支付一经产生马上就有这么跳跃性发展。因为普通老百姓一块钱也能够进去。这就是普惠金融的本质。

　　“利用互联网开展普惠金融具有天然的优势，普惠金融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等地区存在的空间障碍所带来的信用信息采集难度以及业务开展成本。”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杨再平也认为，“开展普惠金融，除了利用传统金融业态，更要善于利用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

　　互联网公司发达的浙江被专家们认为具备了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得天独厚的条件。专家建议，浙江应当借助这个条件，扎扎实实地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而且这个信息系统建立之后，不光是发展普惠金融，对其他金融活动，都有极大的好处。

　　营造良好普惠环境

　　普惠金融是一项造福全社会、系统性的民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长期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围绕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尤其从去年开始，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全面实施普惠金融，在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兼顾效率与公平、非标信用信息采集等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普惠金融之路。

        普惠金融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杨再平认为，因为普惠金融实际上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正面外部效应，除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外，政府有责任予以支持，包括相应的政策导向，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安排等。享受普惠金融的人群也将承担诸如偿还债务等金融责任，这种责任将激发其工作动力或创业热情；且根据福利经济学，对弱势群体投以相同的支持资源所产生的边际效果要更大。

　　普惠金融不是作秀，它的真谛在于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老百姓能够真正地公平地获取基本的金融服务权利。普惠金融不是救济，普惠金融是金融，所以它需要循环，借的钱需要还。“这意味着要改变和创新监管方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说，必须降低参与普惠金融业务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非正规金融的合规化、合法化和正规化，改善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中的包容度，要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最后还特别要注意防范监管套利。要严厉打击借普惠金融创新名义逃避监管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