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网讯】
亳州“叒叒叒”出事了——继3月份亳州某大饮片厂被吊销GMP执照，引发亳州市场连续整顿，各饮片企业更是风雨飘摇人人自危；5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再次曝光亳州市场部分黑心商家以次充优、甚至药渣回收再销售黑幕，该信息迅速网络刷屏，成为近期中药材行业最大舆情事件，为本已遭重创的亳州市场“雪上加霜”。
图1：央视曝光亳州市场掺假现象，再次成为行业热点
一、为何亳州市场屡屡中招？
主管部门严惩作奸犯科者，着实大快人心，笔者双手赞成！但类似的新闻屡屡曝光，却早已视觉疲劳麻木，相信广大业内人士亦有同感。
只是，为何每次“中枪”的总是“药都”亳州呢？
首先，亳州市场足够大
图2：国内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及规模分布图
大到什么程度，常年经营户8000多家，占全国传统中药材市场经营商家的50%以上；中药材年交易额220亿元，占全国30%；国内百强中药企业，有半数落户亳州，超亿元规模的就有69家。
而在亳州当地，参与生产、流通或相关产业的固定和流动人群，更达百万之众。门槛底、人群素质参差不齐，出现“害群之马”毫不意外。
可以说，亳州市场的问题，就是全国药材市场的共性问题；就是中药行业的共性问题，绝非个案——林子大了，不但鸟多，还什么鸟都有，一枪打出去，总能敲下来几只。
这个共性问题是什么？
其次，中药材领域问题足够多
我们知道，中药的物质源头是中药材，中药材源自农副产品。环节多、链条长，全国参与中药材生产、种植和加工人群，以亿计也不为过。加上多头管理，标准不一，中药材原料领域，多年来怎一个“乱”字了得！
图3：湖北恩施，农户采挖的野生重楼“蚂蝗丁”幼根
君不见，在资源端，由于野生资源加速枯竭，导致未成熟品、习用品和伪劣药材大量替代使用。例如野生重楼，生长期不到3年，谁看到谁挖，不但导致资源衰败；更让重楼品质严重下降。
图4：山西万荣县，同一批柴胡中竟然有3种不同种源。
到了种质种源环节，多地盲目引种，中药材物种变异，道地性消失屡见不鲜。在笔者多次考察中，同一个产区甚至同一个地块，竟然出现2-3种柴胡种源，导致全国甚至找不到几批合格的家种柴胡。
图5：过量使用农家肥，家种羌活个头肥硕严重变异。
在生产种植端，农户单纯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多个家种药材品质及堪忧。例如，过去亩产不到120公斤的麦冬，使用“壮根灵”后，现在最高产能可以超过400公斤；羌活野生变家种后，过量使用农家肥，单株鲜品可达3公斤以上，药用价值大大降低。
图6：河北某地，农户正在“抢青”未成熟的酸枣。
到了采收加工端，农户为了追求效益违背药材生长规律，不按时令节气乱采滥收，连翘、酸枣仁和五味子等品种，“抢青”现象屡屡发生。
图7：河南内乡，收购加工野菊花只剩下老人来支撑。
在生产加工源头，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匮乏，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只能依赖“6199”部队（老人和儿童），根本无力承担起产业升级重任。
图8：由于缺乏仓库，某收购商的旋覆花堆放在厕所里。
到了仓储物流环节，因资产重回报率低，长期缺乏基础设施投入，导致源头的中药材仓储物流条件极为恶劣，污染、霉变成家常便饭。
凡此种种，最终导致大量中药材原料汇集到药材市场后，本身就是问题产品。后端投入再大努力，只不过沙上建塔，药商、药企、饮片厂和中医临床，一直到广大民众都成最终受害者。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无论是各市场还是各饮片企业，查谁谁中招！不是他们不想买合格原料，而是合格原料太难找——当前的问题，是全链条特别是源头上就出了大问题，单把“板子”打在市场商家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最后，监管足够的难
站在主管部门角度，更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安全放心、绿色道地中药原料需求；面对国家层面的严苛问责；面对层出不穷的药材质量危机，不出手肯定说不过去。
但怎么出手？
监管方站在明处，被监管方站在暗处；监管方是执法者，被监管方是弱势群体；监管方是正规军，被监管方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按起葫芦浮起瓢”，监管部门往往力不从心、顾此失彼，甚至焦头烂额。
就拿亳州来说，药监部门参与市场管理的就那么十多号人，面对的则是每年上百万固定、流动从业人员，怎么管得住？因此，曾有亳州朋友说——全中国最难干的职务，可能就是亳州药监局局长啦！地方政府要发展、要政绩；上级部门要规范、要严管淘汰；老百姓要放心中药但又不愿付出更高成本；媒体要热点，抓眼球不嫌事大……，结果，前后换了十几任药监局长，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关系的错位
其实，中药质量，哪能是监管出来的？把板子打在任何单一环节或群体身上，都是不合时宜的。只是舍本求末，急病乱投医而已。
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中药质量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首先是薄弱的供给体系，与工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中药诞生于民间、诞生于小农经济环境下传统文化。实践性强、个性和特色突出，造成其来源广泛、渠道众多，中药饮片品规和标准极其复杂。
例如王不留行，北方习用麦蓝子种子，炒制后入药；而南方则习用薜荔果生切后，晒干入药；例如柴胡苗，四川、贵州基层医生习惯用其发汗退热，效果良好，但其它地区就很少使用；有医生喜欢用炙甘草，有人喜欢用生甘草，还有人喜欢用甘草梢。
中药的这种复杂多变特征，在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下，“坐堂医”医药合体，灵活多变接地气，实战效果良好。但一旦到了现代大工业阶段，中药原料“一地生产供全球”，一个产品动辄几千吨的原料投入。传统的经验鉴别方法已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要求，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怎么可能保障原料安全和稳定供应？
其次是中药质量标准与中药文化本身的矛盾
社会生产力进步，需要大规模中药工业化体系支撑；而中药工业化生产，必须要明确的标准和规范。
然而，一方面，这种标准和规范的诞生，无论是出发点、顶层架构还是标准制定者，多是基于西化思维（即要求准确的数学评价和指标），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另一方面，这样的数字化标准，适用于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但未必适用于中医临床。
例如，中医经过数千年实践，对中药有“六陈”（陈皮、半夏、枳壳、麻黄、狼毒、吴茱萸）的传统要求，以增强药效降低毒副作用。但这些关键要求，不但在各版药典中根本没有体现，反而要求颜色越好看、含量指标越高越好。麻黄，要求“秋季采割绿色的草质茎，晒干”、“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的总量不得少于0.80％”。
这些基于西方工业化生产理念诞生的质量评价体系，在当前发展阶段，不但与中医药文化“象思维”的哲学根源格格不入；更严重脱离中医临床实战。国家药典委员会的数百位专家当中，来自中医临床的专家不足3%，可以说是“聊胜于无”——中药的真正使用者，却不能掌握中药话语权，就像战士对手中武器性能不能有评价权一样，实在是“咄咄怪事”！
因而，自从中药药典标准诞生起，就争议不断甚至饱受诟病，也很难被中医特别是实战派中医所认可；在管理层面，中医和西医思维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主管部门自己都搅不清，下面执行层面更是莫衷一是。
最终导致中药市场关系的严重借位
这种不合事宜的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实际上并未解决中医临床“绿色、道地、个性化”的用药需求，更没真正保障用药质量，最终导致中药饮片市场关系的极度畸形和扭曲。
比如说，国家给饮片厂制定了严格的二氧化硫残留量检测方法和限量标准，最终却导致花样百出的脱硫方法诞生，大量难以检测出来的还原氧化剂被使用；再比如说，针对医生对道地药材的迫切需求，家家饮片厂都宣称来源道地，靠谱吗？全国春砂仁消费量超过2600吨，整个阳春市的春砂仁产能不到10吨（仅在春湾、永宁镇和蟠龙村少量种植），你们那些春砂仁都来自哪里——而我们的药典标准，又如何保障和体现了这种道地性？
这种管理和标准的严重脱离中医实践，又怎么能让临床医生放心、主动去使用正规渠道饮片？
举一个简单例子：商品A：亳州市场2年生改良白术初加工切片，批发价为24元/公斤；商品B:广州的饮片厂在亳州买回商品A，加上检测、对照品、包装、税务和利润后，批发价格通常在55元-75元；商品C：道地的浙白术选装切片，在广州出口市场批发价格，仅为36元/公斤。
如果你是中医生，你会选择哪一种？我肯定会想方设法寻找“商品A”或“商品C”——否则，就凭你一纸GMP证书，就加我两三倍的成本，而且还不是道地、高效的产品，凭啥要我遵守这种不合理的规矩？
结果是，小的用药单位或个体医生宁可自己找药，或直接违规使用非正规渠道饮片；大一点的医馆和需求方，则寻找有资质企业，去饮片厂里贴个牌加个包装，走一圈了事——这也是亳州“灰色饮片”市场近年来兴旺发达的原因——有需求就有买卖，便宜实惠，要啥规格、要啥价位都有。
更悲催的是，你以为饮片厂就挣了大钱？他们同样叫苦连天。2017年，全国中药饮片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只有4.5%左右，大量饮片厂处于濒临倒闭的边缘。2018年3月-5月份，亳州当地主动提出停止经营的饮片企业，多达近70家。
总结下来就是——主管部门拿着一大堆不切中医实践的标准和规范，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大幅增加饮片管理和流通成本，结果造成多方共输局面。
亳州市场的风雨飘摇，正是这种共输局面的缩影。再进一步讲，亳州市场屡遭打击，也只是当了这种扭曲市场关系的“替罪羊”而已。
三、合理的市场关系，必须以需求倒逼优质饮片生产
什么样的市场关系才是良性的、合理的？
非常简单——尊重客户的需求，让消费者来定位产品！
对中药来说，最具话语权的消费者和客户就是中医生。因为，中药能否治好病，决定着他们的口碑和医术水平；决定着自身医馆和诊所的生死存亡；更决定着，中医和中药能否在实战中汲取经验相互验证，从而薪火相传，完善发展——好中医用好中药，是天经地义，无需监管和逼迫，他也会这么干！这种内在的品质需求，最终又将倒逼生产供应端，跟着中医临床实战，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这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正确体现。
而主管部门和标准制定者该如何定位呢？
首先，应回归自身“管理就是服务”本质，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不要纯粹迷信或迷恋行政手段。从发展的角度，为中医药产业赋能而不是相反；更不能“沷脏水连孩子一块倒掉”。
其次，应多从中医角度去思考中药，把中药标准和规范的话语权，交还给中医实践。在当前科技水平下，弱化化学评价指标，强化中医药传统评价方法（如原产地、种源、采收时间、加工方法等）；弱化含量唯一论，强化对农残、重金属残留、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和防控。尊重中医传统，并落实在全程溯源、闭环流通体系建设中，让临床中医用的明白，用的放心。
例如，中医有“六陈”用药需求，不妨就研究一下“陈”药的鉴别标准是什么？广东新会和四川金堂的3年陈皮、5年陈皮和20年陈皮，如何鉴定和区别？麻黄越陈越好，那么在含量指标上，就应该根据3年-5年的麻黄中麻黄碱含量，限定最高和最低区间，而不是当前的越高越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临床中医更要树立“医药合一”观，知道自己用的每一种中药的历史和渊源、传统品质评价方法，以及历代医家临床用药经验，从而把好用药质量最后一道关。“靠人不如靠己”，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除了你们，任何人都不是利益最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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