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中药材界严查环保看未来中药材企业兼并浪潮

　　习总书记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个道理大家都接受，但是假如生态环境保护要牺牲当前的经济生产，到底要如何来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诺德豪斯教授的学术贡献就是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发展出一套新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过去100年中，人类活动促成全球平均温度快速上升。虽然这会对未来的气候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还有不确定性，但自然科学家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共识：“有极大可能，影响非常显著”。

　　20世纪70年代，威廉·诺德豪斯是耶鲁大学一名年轻教师，他在那时积极地研究新出现的全球变暖证据及其可能原因，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的担忧令他开始设计新工具来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如何引发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在社会层面的后果。他希望开发一个框架，让研究者可以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

　　诺德豪斯像罗默一样给索罗增长模型添加了一套重要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是把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包括了进去。在这个案例里，相关的溢出效应主要是负的。关键是，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特定机制与驱动力，涉及到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过程。因此，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分析需要有一个真正综合的方法——社会与自然在当中动态交互。认识到了对这种方法的需求之后，诺德豪斯率先发展了综合评估模型(IAM)。他的模型有三个交互模块：碳循环模块、气候模块和经济增长模块。

　　1.碳循环模块描述了全球的CO2排放是如何影响大气中的CO2浓度。它反映的是基本的化学，描述了CO2的排放是如何在三个碳库(大气、海平面、生物圈)之间循环。这个模块输出的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时间曲线。

　　2.气候模块描述了CO2和其他的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怎样影响了出入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它反映的是基本的物理，描述了整个地球能量收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模块输出的是全球温度的时间曲线，这是气候变化的关键指标。

　　3.经济增长模块描述全球市场经济面貌，它产出商品，消耗资本、劳动力和能量。这些能量一部分来自造成CO2排放的化石燃料。这个模块描述了不同的气候政策(比如税收或者碳信用)如何影响经济和它的CO2排放。该模块的输出是GDP、社会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还有一个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时间曲线。

　　这三个模块组成了一个简单但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诺德豪斯的模型有两个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其中经济增长模块有8个不同区域;以及，简化的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其中经济增长模块只有一个区域。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能够被用于模拟“一切如常”政策的后果，或是各种政策干预的后果。该模型也有助于评估如何把市场经济引导到更好的碳排放水平，更恰当地平衡社会成本与效益。就像现实一样，在这个模型里人类被气候影响，也通过经济活动影响气候;没有这样一个模型，以上那些问题都无法回答。

　　根据诺德豪斯的研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税计划，统一强加给所有国家。该建议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庇古税上，即每个排放者应向社会支付与其排放造成的损害相应的代价。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也有相同的效果，前提是排放限制设置得足够低，因而让碳的价格足够高。

　　然而，综合评估模型不仅提供定性结果。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得以计算最佳碳税的定量曲线，并显示这些曲线如何依赖对参数的假设，比如全球温度对大气中碳浓度的敏感程度，碳在大气中残留的时间，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严重程度。诺德豪斯近期的一项研究有助于说明如何利用综合评估模型来分析政策。他在最新版的DICE中模拟了四项政策，使用的气候变化参数是已知的最佳估计：

　　图显示了四种情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碳税的不同曲线意味着排放量——也即气候变化的程度——在不同情形中有很大差距。在第2种情形中，碳税起步点是大约30美元/吨二氧化碳，并随着时间推移与全球GDP大致同步上升。在第3和第4种情形中，减排幅度要大得多，税收也高出了6-8倍。

　　1. 基点: 2015年之后没有新的气候变化政策。

　　2. 优化: 使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税，关于后代福利的重要性使用的是传统的经济学假定。

　　3. 斯特恩: 使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税，比情形2要远远更为强调后代福利的重要性，如2007年《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提出的那样。

　　4. T < 2.5: 碳税高到足以让全球变暖不会超过2.5°C，以最低的全球福利成本实施。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关于气候变化的很多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气候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具体有多敏感，也不知道超过全球临界点并引发气候失控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同样，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和人类的危害还有脱碳的代价也知之甚少。诺德豪斯所研究的综合评估模型当然不能消除这些不确定性，然而，他的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的可能场景如何影响了最佳碳定价，这些场景也许是更高的气候敏感度，或者是升温2℃就已经越过全球临界点的概率增加。

　　聊这么多经济学得话题，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这与我国目前对环境保护加大投入之间的关系。既然控制碳排放不可逆转，自然，中医药企业这种污染排放大户，甚至产地市场的加工就被严查严打也在意料之中。这意料之中也意味着未来中医药企业将面临疯狂的兼并潮。我们为企业算过一笔账，以年产值5000万元为基准的中型企业为例，每年度需缴纳大气污染物税额：累计约6-12万元;需缴纳水污染物税额，累计约8-15万元;需缴纳噪声税额，累计约为每月5000-2万元。一家中型生产企业的年度环保税额，应该在15-40万元。　

　　即便是不会关门倒闭，由环保硬件升级所带来的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也不可小觑，某药企已累计投入4亿元用于清洁生产和环保治理，每年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在5000余万元，这还是大企业，那么那些年营业额不过几千万的小药企怎么办?

　　这一下就将九成九的企业和个人排除在外，未来，也许就是几年间，全国中医药企业将从几千家降到几十家，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没做好准备的，去看看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诺德豪斯教授理论，也许会给你指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