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注射剂行业“贫病交加”，大理药业67%销售费率“用错了药”

    近期医疗界不太平，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李雪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连庆泉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杭州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孙志龙兼职药代受贿1600万元判刑12年……一边是医疗腐败案件频发，一边是药企“天价”学术推广费用，不免让人猜想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业内有传闻称，连庆泉被调查可能牵连出恒瑞医药（600276.SH）旗下营销公司江苏新晨医药。

    财联社记者注意到，恒瑞医药2018年销售费用64.64亿元，占营收的37.11%，已经算是比较“温和”的。相比之下，大理药业（603963.SH）、康辰药业（603590.SH）、步长制药（603858.SH）、康恩贝（600572.SH）2018年销售费率分别达到67%、59%、59%、50%，动辄“天价”学术推广费和广告费频频引发监管部门和市场关注。继步长制药、大理药业之后，昨日康恩贝也收到上交所问询函，被要求说明各项销售费用支出的合理性等问题。

    实际上，更大的问题在于，面对国家政策对中药注射剂收紧的趋势，多数企业尚未找到有效的应对举措，只是一味地加码市场推广，为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苟延残喘”，显然没有“对症下药”。

    大理药业扣非净利下跌94% 销售费用翻倍

    2018年，大理药业实现营业收入4.01亿，同比增长47.2%，但净利润下降75.9%，只有1070万元，扣非净利润更是大降93%，仅232万元。今年一季度，不但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继续下降，就连营业收入也罕见下滑25%。

    公司解释称，2018年业绩惨淡主要是因为，受医保控费措施、用药限制政策的影响，销量明显下滑；为及时消化库存，公司减少了生产计划，产生大额减产停工损失。

    年报显示，大理药业主要产品为“中精牌”醒脑静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二者为中药注射液。2018年中药产品实现营收4.01亿，营收占比达89%。

    2018年，因河南、四川等多地出台了各类重点监控目录或是辅助用药监控目录，中药注射液成为“重灾区”。整体来看，大理药业销售排名前十的省份，醒脑静注射液销量合计占比达50.18%，同比下降16.67%，参麦注射液销量合计占比73.04%，同比下降22.10%。

    除了受政策影响，销售费用大增也是大理药业增收不增利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因逐年攀升的推广费“吞噬”了净利润，2017年上市首年，大理药业就出现业绩变脸。2017年公司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但销售费用达1.07亿，同比增长3.58倍，占营收近39%；2018年销售费用进一步攀升至2.7亿，同比增长1.52倍，占营收近67%，不但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高于此前受到外界质疑的良辰药业、步长制药。

    大理药业财报显示，2017、2018年销售费用中，促销广告费用分别为8858.09万元、2.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74.97%、166.42%，2018年广告费较2016年的472.44万元更是增长53倍。财联社记者注意到，公司2018年共开了1800余场产品及学术推广及宣传会议，8.6万多人次参加，花费超过1.3亿元，平均一天要开5场。

    当然，医药行业盛产广告“金主”，销售费率高企也是通病。来自尼尔森网联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药品及健康产品行业自2015年以来，已连续3年问鼎广告投放之首，去年市场排名前十的广告“金主”中，6家是药企。

    2018年，康辰药业营收10.22亿元，销售费用达6.03亿元，其中宣传推广费5.8亿元。尽管公司在年报中宣称，研发销售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但其研发费用仅0.8亿元，销售费用是研发费的7.5倍。

    2018年，康恩贝实现营收67.87亿元，同比增长28.20%，销售费用34.22亿元，同比增长49.84%。销售费用增幅接近营收增幅的2倍，其中市场费18.29亿元，增长86.01%，品牌建设费3.43亿元，增长53.13%，成为上交所问询函关注点之一。

    此前陷入美国名校招生丑闻的步长制药，2018年销售费用达到80.36亿元，也占到营收的59%，其中“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达74.86亿元，平均每天约支出2050万元。

    中药注射剂企业转型迫在眉睫 加码市场推广南辕北辙

    大理药业称，面对各地用药监控限制政策，为能保住现有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大了市场推广费用投入。但问题是，政府和医院收紧对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是行业趋势，在此形势下，企业不去谋求转型，而是一味地加大促销、推广力度，是不是把力气使错了地方？

    近年来，中药注射剂引起的不良反应事件频发，政策层面逐渐收紧对中药注射剂的使用。早在2012年开始，二级及二级以上医院已很少使用中药注射剂。2017年9月，各地开始实施新版《医保目录》，部分中药注射剂产品在医保支付范围内被限制了可采购使用的医疗机构范围，且有部分产品在医保支付范围的适应证上也受到限制。此外，从2017年下半年起，各省还陆续出台了重点监控药品相关文件，中药注射液成为重点监控对象之一，文件要求控制其使用比例和金额，以降低药占比和医保支付压力。2018年，国家食药监局于还曾多次针对儿童禁用的中药注射剂修订说明书，借此提升门槛。

    在此背景下，不只是大理药业，不少药企的中药注射剂销售都受到了影响。

    5月20日有媒体曝出，有医院已经开始全面清退步长制药的“摇钱树”产品丹红注射液、脑心通胶囊。截至2017年12月，丹红注射液因不良反应频发等原因，已明确被浙江、安徽等9个省份纳入了辅助与重点监控用药目录。这一数字还在扩大，根据多个省份出台的重点监控药品和辅助用药目录，丹红注射液至少在11个省（市）26次被预警（严格监控）、限制使用，甚至随时面临停用风险。

    参芪扶正注射液是丽珠集团（000513.SZ）用于肺癌、胃癌放化疗中的辅助治疗使用。丽珠集团2018年年报显示，该产品2018年营收同比下降36.31%，全年中药制剂板块营收下滑25.07%。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史立臣指出，临床数据缺失是中药注射剂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无从证明注射剂产品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虽然国家层面对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工作迟迟未进入落实阶段，但中药注射剂被连环炮轰，安全性、疗效及临床数据等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行动，比如湖南已经明确将抗生素和中成药注射剂踢出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范围。

    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市场针对中药注射剂的监管会不断趋紧，依赖中药注射液的企业应该尽早转型。实际上，有些企业已经在行动。此前，“中药注射剂老大”神威药业（02877.HK）董事长李振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后续一方面要证明旗下中药注射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要向中药配方颗粒的研发和生产转型。

 “换剂型，比如换成口服的、直肠解药、雾化吸入”，史立臣告诉财联社记者，中药注射剂企业必须转型。

    大理药业也坦承，公司主要产品仅为醒脑静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品种相对较为单一，且在行业内销售竞争较为激烈。如果国家相关政策进一步趋严，公司存在经营业绩进一步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为此，将加强产品市场推广力度，继续布局全国市场、细化区域市场，巩固现有终端市场；同时深耕心脑血管疾病领域，通过院士工作站及与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研究中心的方式，为公司后续技术突破打好基础，从而完善产品结构，丰富产品管线。

    但从研发来看，大理药业2017年、2018年研发费用分别只有286.8万、223.9万，占当期营收比例分别只有1%、0.5%，2018年在销售费用增长1.52倍的情况下，研发费用反而减少22%，与其上述深耕心脑血管疾病领域、为后续技术突破打好基础等说法并不相符。

    财联社记者致电大理药业，董办相关负责人称，一切都在公司公告中讲清楚了。

    史立臣告诉记者，面对行业政策收紧，一些中药注射剂企业欲加大市场推广的应对办法，只是苟延残喘，能不能保住销量不一定，成本的大幅增加一定会摊薄利润，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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