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网讯】
编者按：这一次，中国不再等待，而是主动出击，积极推进中医药生产的标准化，建立中医药产品的国际标准。日前，“人参国际标准科技联盟”在吉林省通化市成立。
近些年来，占据全球产量8成的中国人参，经济收入却仅有5%。其深层原因，或为我国在中药材国际标准席位的长期缺失。
为此，我们特别策划了人参产业专题报道。特派记者前往我国人参主产地吉林通化，深入调查人参产业突出问题。透过对种植、生产、科研等领域人士的采访，为破解我国人参产业发展之困寻找答案。
破立之间，惟有制度创新、主动出击，遵循国际标准和管理模式，适应全球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市场规则，才能维护我国人参以及中药材的价值与尊严，加快我国中药材产业的崛起步伐。
掘金人参：价格持续飞涨
时间比预想的来得早了一些。
一直遮遮掩掩的“恒大人参集团”正在逐步揭开面纱。
近来，一篇未经证实的报道《恒大同时成立三个新公司：开卖奶粉粮油人参和猪》在网络广泛流传。
文章提及，这家去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不久前成立了恒大人参集团和健康产业集团。“据官方信息，恒大将在延边投资100亿元建设集人参种植、生产加工、研发、销售于一体的人参产业园”。
记者获悉，恒大集团的战略是，继恒大冰泉成功开发后大举进军人参市场，把人参产业作为未来快消品发展的经济增长点。
在名为“股吧”的网站中，紫鑫药业吧内有网友在得知恒大入主人参之后，回复为“当地企业的噩梦来了，而且躲不了。不发展起来必定被击垮。”“以许家印的性格绝不可能把钱投资到别的品牌上。恒大将来必定出自己的品牌，看来一场激烈的人参战役正在静悄悄地酝酿。今秋参农又可以多卖钱了。”
其实，参农近年来一直卖着好价钱。商务部本月发布的《2013年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分析报告》，用数字展示了人参受到追捧的程度远比想象的还要热烈。
“2011年我国人参市场均价是315元/公斤，2012年是358元/公斤，2013年则一举突破670元/公斤，涨幅同比高达87%。”
“土豪”恒大聚焦人参产业，根本原因在于看好人参带来的真金白银。
除了大企业参与竞争，收购人参提升价格，近年来的参价飙升与“药食两用”关系密切。2012年9月4日，原卫生部发布《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人参能够药食同用获得认可，间接拉动了市场对人参的需求。
《2013年中药材重点品种流通分析报告》对参价上扬的分析是，“人参种植周期6年，短期内难以实现增种扩产，且政府在种参林地审批上趋于严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参的产量。”
但业内人士表示，以上只是表象，深度原因则是利益攸关方的奋力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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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角逐：依旧产值小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产参的地方更是各方参企角逐的主战场。
走在吉林省通化市、清河镇、万良镇等地，大大小小的广告牌，不经意间提醒你这里是人参之都。点缀在参都之上的则是一家家药企。
目前，多家上市企业深度涉足人参产业。紫鑫药业、吉林敖东、益盛药业和康美药业， 每一家企业为了竞争，都祭出了不同的“王牌”。
早在2008年，康美药业收购全国最大的人参加工企业吉林新开河切入人参阵营。康美药业试图从原料到终端打造国参“新开河”品牌，被收购的新开河公司主要业务为人参种植、加工、销售。
紫鑫药业则将战略点定在了野生种子的培育上。山谷中，占地220亩60个大棚的人参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已经建成，每个大棚长30多米，棚内有自动雾化灌溉设备、温度湿度监测仪，模仿野山参的生长环境，棚内
种植的人参种苗来自林中的野山参，甚至有的种子是从俄罗斯收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大棚与大棚之间的地带，将会种植林下参，长到7、8年的时候，将会移栽到山林中生长，长到15年。
益盛药业将战略转向了化妆品、功能食品与保健品。吸取汉代古典美术元素，以黑色为主色调的红参包装设计，让红参越发显得高档与珍贵。人参切成薄皮片灌入蜂蜜后真空密封随时食用、富含人参有效成分的化妆品……玲琅满目的产品小样，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家医药企业开发的产品。
在记者面前，每一家企业负责人都雄心勃勃地介绍其人参战略、美好前景，但这背后的困苦却鲜有人知。
人参种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投资量大、回款慢，一般而言人参种植周期至少要六年以上，仅建设一个大棚就需20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0年进入人参领域，紫鑫药业已累计投入近20亿元。
巨大的资本投入，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压力。甚至对于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因素。由于人参还款周期长，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往往“拆东墙补西墙”。吉林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益胜告诉记者，益盛药业目前八成左右的收入依靠的是振源胶囊，以此“补贴”人参相关产品的开发。紫鑫药业两年前，更是疑似“财报成谜”“资本腾挪”等问题被相关媒体报道。
中国的人参产业，“产量大国、产业小国”的魔咒始终未能破解。
数据显示，全球人参市场每年总产量不到1万吨，我国年产量在7000吨左右，占世界产量将近八成。吉林紫鑫药业集团原董事长曹恩辉估算，我国虽然是世界人参产量第一大国，但产值却不及全球产值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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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间：正官庄的成功
正如万家中国茶企不敌一个“英国立顿”，万家参企也抵不过一个韩国“正官庄”。
韩国人参品牌“正官庄”仅2010年的收入便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国一年的人参产值却仅有16亿元。
巨大的产值落差，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参产业脆弱的品牌竞争力。反观韩国，则在品牌上下足了工夫。
在京东网上，一盒标注6年、重量100克、10支装的“正官庄”红参，售价高达19365元。“六年高丽参、100%不含化学污染或农药残留”的广告语，以蓝色字体、醒目粗体标注出来。
红色配以古典水墨画的铁皮盒内，盛放着被真空塑料包裹的长方形木盒，木盒内是纸包裹的红参，红参个头均一，品相卓越。保证书、说明书、水印、易拉环上的凹槽设计，都是为了告诉消费者，“正官庄”红参值19365元的价格。
2011年韩国“正官庄”对华出口额3600万美元，该公司计划在2015年将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增加至1亿美元。中国消费者对“正官庄”人参品质的追捧可见一斑。
但是，根据记者在吉林省的实地走访调查，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标准的苛求上，中国人参平均水平都要优于韩国。
人参有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生长部每年都会蜕落成一个小碗状的疤痕，术语称“芦碗”，芦茎上有几个碗，就代表人参成长了几年。韩国“正官庄”6年的人参，充其量在中国市场是最普通的生长年限。在人参交易市场，下至三五年，上到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人参比比皆是。
除了生长年限，在种植模式上，韩国“正官庄”的人参全部属于平地种植，类似于大棚种植。而中国的人参种植方式，除了平地种植，还有林下种植的林下参，山林下和平地之间来回移植的移山参。种植方式更为多样，在紫鑫药业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现场，记者看到该公司以腐殖质为肥料，其富含的营养成分远高于韩国人工配比的人参肥料。
据紫鑫药业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技术员杨军所了解到的情况，每年通化、万良人参市场很多人参被韩国商人收走，在韩国加工后再以进口高丽参的名义高价向中国返销。
中国人参的质量不输于韩国高丽参，但为什么中国一年的人参产值抵不过一家韩国企业的收入？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教授肖盛元告诉记者：“核心是中国的人参产业标准没有形成合力，因此无法形成有强大竞争力的品牌。”
中国人参严格程度不可谓不严，标准数量不可谓不多。
“人参具有农产品、食品、药材、商品等多重属性，中国人参一直是按药材标准进行管理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郭兰萍说。
甚至有人做过调查，“有一位长春中医药大学的老师研究人参的标准，统计发现，我们国家有60项标准。”吉林省参茸办公室副主任冯家告诉记者，“人参在药典有药典的标准、食品有食品的要求，农业有农业的标准，加工成红参还有标准，标准众多。”
诚如曹恩辉所言：“国内的人参标准有点乱”。
“反观韩国则人参种植标准统一，一切以农协为准”，张益胜告诉记者，韩国不会因为政出多门而阻碍了产业发展。在生产上，“正官庄”人参由韩国政府直接监制。从土壤选定、种植、耕种技术指导和收购管理，“正官庄”都有一系列严格的技术支持，以保证质量。
标准合力，成就了“正官庄”，政出多门，也造成了中国参业目前散兵散将的局面，难以诞生与国外企业抗衡的人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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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倒逼：推进国际标准提速
如果说“卖到萝卜价”是中国参业的老生常谈，真正让业界觉醒的惊爆点，则发生在两年前。
2012年，韩国向ISO/TC249提出了“红参制备工艺要求”国际标准提案，一时间，人参国际标准建立成为各方关注焦点，牵动业界神经。
韩国对人参标准的重视、谋划与布局，及其来势汹汹的产业角逐。犹如彻骨“冰水”，浇醒了中国参业的业内人士。
作为中国业内专家，肖盛元全程参与了近几年ISO标准研究的各个答辩环节，他告诉记者，因为韩国方面准备不足，在韩国本土举行的ISO年会上的国际标准立项答辩环节，韩国申请团队在回答专家提问时难以准确作答、方案不完备，最终当年韩国申请“红参制备工艺”国际标准铩羽而归。
中国人参业界长长舒了一口气，也因为此，业界从春秋大梦中觉醒，只有依靠制度创新，建立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标准化产业体系，才能掌握市场和贸易的主动权。
推进人参产业的标准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导的人参标准布局也在悄然推进，一条由资源普查开始，围绕人参种子种苗繁育、科技对接、产学结合，进而理顺标准，最终拓展到其他中药材标准构建的战略设想，逐步推进落实。
2011年，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启动实施。次年，韩国向ISO提出红参标准提议。随之，2013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迅速将组建“人参国际标准科技联盟”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人参国际标准科技联盟”是对资源普查工作的承接和转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黄璐琦告诉记者。
随后，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我国中药材国际标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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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ISO正式颁布了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共同承担起草的“人参种子种苗国际标准”。
这是我国在中药方面取得的第一个ISO国际标准。
肖盛元还记得项目立项答辩时国外专家惊讶的眼神——他们以为人参是韩国的特产。但随后中国专家精彩的发言与充分的资料准备，让各国学者知道了中国人参产业的悠久历史，了解了中国人参产业严格的标准化体系，了解了人参品质的优良，中国提议的人参种子种苗标准在此后的一次次讨论中顺利通过。
ISO/TC249秘书处秘书长助理桑珍向记者坦言，全球植物药品贸易中，在没有国际标准保护的情况下，国际上其他国家常常以农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含量等各种手段找“麻烦”，目的是向中国药材“杀价”，降低中国草本植物价格。
黄璐琦告诉记者，ISO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其制定的各项国际标准将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贸易和交流合作拥有巨大影响。
日前在通化成立的“人参国际标准科技联盟”汇聚了堪称国内最高级别的科研力量。4家人参大企业、10余家科研院所，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牵头，将加强人参标准相关工作的联合攻关，“从产业发展角度共同推动人参标准制定的国际化，促进我国人参产业规范化、持续化、健康化发展。”黄璐琦说。
与此同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郭兰萍提出的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项目也已顺利进入DIS阶段（国际标准草案阶段），有望成为第一个植物类传统药材的重金属国际标准。
桑珍告诉记者，围绕人参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目前ISO/TC249秘书处正在受理多项标准提案，“这些标准提案涉及人参运输、储备、仪器、监测等等，目前有15项标准已经进入投票环节。
未来，中国有望主导制定从人参种子种苗到人参成品，全产业链的国际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大宁表示：“今天我们探讨人参国际标准，我希望日后有中药材国际标准联盟，通过人参标准国际化的工作探索，拓展到整个中药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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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产值：需标准、制度支撑
从长春机场驶向市区的高速公路上，万良人参交易市场制作的“合力打造人参集散地”巨幅红底白字广告，时刻在向人们提醒，吉林省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人参主产地。
为了振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人参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吉林省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参业产值实现400亿元，人参产品普遍达到绿色、有机标准，精深加工量占总量比重达到70％以上。到2020年，参业产值实现1000亿元，参农收入在2015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为配合这一目标实现，吉林省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2010年吉林省政府拿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人参产业发展，并开展了测土栽参、人参种植保险、农机购置等多项补贴，全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品牌等。
但是和韩国相比，中国人参产业振兴仍旧是一条漫漫长路。
首先是标准不顺，即便是上市企业，面对林林总总的人参标准，也会犯起难来。吉林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益胜感慨地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开发与人参相关的保健品、功能食品、化妆品等，时常不知道哪些产品到底应该遵循哪些标准。
而韩国人参产业的成功，根本原因则是构建起了完善的体制，以制度支撑标准的落实与发力。
相比吉林省缺乏系统、很难普惠的人参政策扶持环境，韩国更显得全方位与精细化。
韩国农协是由韩国国家依据农协法于1961年设立的公法社团，至今已经50多年。目前的组织结构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农协中央会，下层为设在乡镇的基层农协，并整体采用“一元化的综合农协体制经营”。
相比中国标准制定“政出多门”，“政出一门”是韩国农业政策最明显的特点。
韩国农协建立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通过农业人的独立的合作组织，提高农业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确保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且，在农协法“之外的其他组织不得使用地域组合、专业组合，以及国家农协中央会之类的名称。”
依据农协法，韩国农协受国家委托，可以在政府权力之外行使公共权力，可以超越金融、保险等部门法的规定，从事所有依法履行的涉农业务——金融、保险、粮食售卖、运输、仓储、物流、超市、海外贸易等等，且农协中央会的农业税和附加金自1961年起就依农协法而免税。20世纪80年代，政府帮助农协投资了遍布全国的农产品流通设施，拓展了农产品批发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农业和金融的深度融合。
农协金融没有外资持股，农协金融的收益则百分之百回报当地。农协拥有韩国最大的营业网点，共计5556个，而其他三大银行，网点最多者只有1173个网点。
对韩国农协深入调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等专家联合撰文，认为与日台农协的经验相近的是，韩国的基层农协也是综合农协，将合作金融、共同运销和教育、福利等事业整合为一体；而在上层，大规模地做合作金融之外的商业金融和全国统一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韩国则与日台经验有明显区别。
我国参业可持续发展，除了标准的落地，更需要制度的深入构建，尤其是在金融、物流方面的建设。
（北京理工大学肖盛元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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