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药”与怀川共沉浮 曲折前行“怀药”逢春

　　
杨战备和他种植的“郎山药”。 本报记者 李晓军 摄

　　核心提示

　　以土地肥沃、美丽富饶著称的怀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钟灵毓秀与满目疮痍，是这块土地屡见不鲜的历史轮回。元末明初，怀川大地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四大怀药”种植因此中断。明朝建都后，部分山西移民来到怀川落脚，“四大怀药”重新由山区走向滩区，生根发芽。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怀药贸易的繁荣，“四大怀药”也由贵族走向平民，开始大面积种植。日本侵华，怀川沦陷，“四大怀药”种植与销售再受重创……如今，追溯“四大怀药”种植史，它在毁灭后重生、在曲折中前行，见证了怀川大地的兴衰与沉浮……

　　乾坤再造“怀药”重生

　　1月25日，沁阳市山王庄镇大郎寨村，山药种植大户杨战备精心包装着一箱箱“郎山药”，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如今，提起“郎山药”，很少有人听说过。而在明、清时期，朝廷征收怀药贡品时，点名要大郎寨村产的“郎山药”，“怀商”销往各地的山药必标明“怀郎”字样。

　　《沁阳市志》记载，大郎寨村的山药称“郎山药”，曾为明、清贡品。大郎寨村赵复晨老人是解放前最后一批贡山药的老人，他种的“郎山药”断面呈菊花心状，落地如铁棍之声，故名“铁棍山药”。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郎山药”失传，逐渐被人们遗忘。

　　近年来，沁阳市加大特色种植扶持力度，“郎山药”重新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杨备战作为种植大户，积极注册“郎山药”商标，培育优良山药品种。目前，虽然杨备战还无法还原史料记载中的“菊花心状”的山药，但他相信这片土地能生长出优质山药。

　　市怀药行业协会会长马明仁将我市“四大怀药”种植史与焦作宏观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认为“郎山药”很可能是怀山药的起源。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土地肥沃、美丽富饶著称的怀川大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传，武王伐纣时，怀府百姓为将士献出菊花、地黄来清热消暑，献出牛膝、山药来滋补体质。从此，“怀药”就与怀川大地共浮沉。元末明初，怀川大地战乱不断，千村人烟断绝、万顷良田荒芜，“四大怀药”种植随之中断。无论是《三洗怀庆府》《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等民间传说，还是《陈氏家谱》《元史》等记载，都能找到元末明初怀川大地因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依据。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祖辈相传、妇孺皆知。明朝建立后，为恢复农业生产，明政府从人口集密的山西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迁移过来的人，就居住在大郎寨村。”马明仁说。大郎寨村位于丹河沿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在选择农作物种植时，移民们选择了山药、牛膝、地黄和菊花。然后，种植区域沿沁阳、丹河向黄河滩发展。山药、牛膝在沙土地采挖方便，因此在黄河滩区被广泛种植。

　　关于“四大怀药”的种植历史，我市还流传一种说法：隋唐以前，“四大怀药”种植以今武陟县西部的小董、西陶、大封及温县的武德镇为源点，逐步往水土条件相同的周边地区辐射发展。明朝以后，怀府八县渐有出产。马明仁认为，这种说法与元朝末年“四大怀药”种植传统中断并不矛盾。温县农科所原所长张宝华也认可“四大怀药”在明朝时重新从山区走向滩区的发展脉络。

　　马明仁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沁阳市作为古怀庆府所在地，仍大面积种植“四大怀药”。后来，由于缺少粮食，国家提倡“以粮为纲”，经济作物上山、下滩。温县、武陟等滩地保留了“四大怀药”种植传统，曾在产粮地种植的“郎山药”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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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沦陷“怀药”受伤

　　河南理工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杨玉东将“怀药”发展过程分为高贵化、行业化和大众化三个时期。唐宋以前，怀药种植稀少，王侯将相才有资格享用，这从历史记载中可见一斑。

　　史载，公元前734年，卫桓公向周桓王进贡怀山药；公元前718年，魏宣王以后，怀山药成为历代王（皇）封贡品，岁岁征收。公元前608年，鲁宣公开始向周定王进贡怀地黄，此后历代王（皇）室将其列为贡品。公元619年，覃怀人给唐高祖李渊“土贡牛膝”，此后历代将其列为贡品。历代统治者征收怀药贡品时，大都指地道名要留驾庄和大道寺的地黄、大郎寨的山药、皇甫村的菊花和小庙后、北金村的牛膝。杨玉东认为，这一时期，怀药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社会。

　　随着“四大怀药”的治疗和保健作用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其也由贡品走入大众生活。销售市场行情看好，反过来刺激老百姓种植“四大怀药”的积极性，形成了种植与销售的良性互动。焦作农村流传着“一分园十分田”的农谚，以此形容怀药种植与加工效益相当可观。

　　明朝末年，焦作人种植“四大怀药”已成规模；清朝，“四大怀药”的销售进入鼎盛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大怀药”集中产地的温县、武陟、沁阳，经营“怀药”的行栈货庄在百家左右。货商根据行情，采取预约种植面积、预付定金、包销等方式，扶持药农生产，组织怀药行帮，在北京、天津、武汉、西安、广州、香港等地建立办事机构，在全国13个药材帮会中独占鳌头。

　　民国初期，“四大怀药”种植与销售进一步发展。1923年，“怀商”张子杰联合温县、沁阳、武陟、孟县（今孟州市）等地怀药行栈，集资白银百万两，成立怀药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从山西太谷县引种过来的太谷山药，经过焦作本土培育，成为怀山药的又一个重要品种。

　　日寇侵华期间，“怀商”分布在各地的药材行栈均被日军捣毁、挤垮。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焦作，强行将焦作产的“四大怀药”运回日本加工，公然进行资源掠夺。他们还把“四大怀药”主产区之一武陟县的土壤运回日本研究，化验后重新配制土壤试种“怀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曲折前行“怀药”逢春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三大改造”，“怀商”退出历史舞台。“四大怀药”作为“国药”被列为国家计划管理物资，由政府组织生产。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四大怀药”的生产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1959年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产量高峰。此后，在“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下，“四大怀药”种植面积受到粮食生产的积压，大幅度缩小，出现了建国后第一个低谷。

　　1964年，“怀药”种植面积又开始扩大。当时，由于“四大怀药”是国家二类计划管理物资，实行全额收购，致使库存严重积压。管理部门降低了收购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种植怀药的积极性，“四大怀药”种植面积再次锐减，产销再次跌入低谷。

　　这一时期，为了缓解产销矛盾，国家有关部门又安排了一些新产区，先后有18个省区引种怀地黄等怀药，并逐步扩大生产。虽然供求矛盾缓解了，但也出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是焦作的“地道怀药”受到冲击；其次是连续三年产大于销，产品再次出现严重积压。最终，新产区产品无地道可言，品种退化，质量下降，销售不畅，种植面积又一次大幅度减少。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四大怀药”的生产改计划管理为指导性管理，由市场调节产销。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农民闯市场，拓宽营销渠道，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推进“四大怀药”产业化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植“四大怀药”的积极性，怀药种植枯木逢春。

　　近年来，我市“四大怀药”种植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建立地道怀药规范化种植基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指导种植、深加工，逐步实现怀药种植的规模化、集约化和规范化。可以预见，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销售将出现更加兴旺发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