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学钧：醉心生物制药大分子的研究开发

　　“如果你要问我跳槽的原因，吸引我的主要是一个人，有六七成的原因是如此，另外是看到这个行业（生物制药）很有前途。”蔡学钧开门见山，他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接受了记者专访，在记者提问之前，就把答案甩了出来。

    蔡学钧跳槽是在今年一季度，放弃阿斯利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副总裁的职位，加盟一家未上市的生物制药公司主持临床工作，这件事让业内很多人感到好奇。

 

    “留学时拿到学位，然后工作，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经历。”蔡学钧笑道。过去十几年，蔡学钧从事研发的时间比较长，其中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对外事务和医疗总监，工作轨迹一直是在默沙东、辉瑞、阿斯利康等跨国企业之间轮转。采访中，研究者的专业素养不经意间在其言谈中流露出来。

    一般意义上，生物大分子药物包括多肽、蛋白质、抗体、核酸、多糖、多脂等，它们目前主要用于治疗肿瘤、艾滋病、代谢及心脑血管病等重大疾病。“aTyr Pharma和Pangu BioPharma拥有很好的研发平台，我们正在研究可以被开发成治疗各种疾病的生物新型天然蛋白片段，有的研究已进入临床阶段。”蔡学钧目前担任aTyr Pharma公司临床开发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以及该企业位于香港的全资子公司Pangu BioPharma总裁。

    做了十几年小分子，如今转到大分子，蔡学钧对于生物制药的前景信心十足。他观察到，小分子化合物的研发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瓶颈，尤其是小分子发现新药越来越困难。对于企业来说，研发难以跟上的话，现有药物生命周期衰竭的现象将不断出现，进而导致整个公司遇到发展瓶颈。

    “生物制药的未来是很光明的。”蔡学钧表示，“但还是有很多问题。一是人才，毕竟是新兴行业，人才比较缺乏。至今为止，美国FDA批准的生物药品也不是很多，因为生物大分子药物具有多晶型、多构象、多尺度和聚集态复杂性等特点，很容易发生活性改变等问题。目前在生物行业，无论企业方还是监管方，都缺乏有经验的人才和相应的经验累积；二是基础科学已有的一些认识还不完善，如何将这些认识产业化，是更大的挑战；三是资金，由于生物研发的投入都是比较早期的，所以资金也是个大问题。在对传统医药和生物行业有着清醒地认识和比较后，才能华丽地转身进入生物领域。

 

    “如果今天银行的利息是负的，你是否还会储蓄？不会！对吧？”蔡学钧认为，投资必然期盼回报，没有回报，就不会有投资。众所周知，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性，在任何一步都可能失败，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模式促进研究结果的产业化？他一直在思索，直到他遇到Paul Schimmel教授。

    在与Schimmel长谈后，蔡学钧被打动了。这位教授是科学家，凭借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如今在斯克利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数十年的研究经验，Schimmel教授已成为发现这类早期酶许多活动、作用以及功能方面的领导者，他还提供了这些蛋白质的片段和拼接变异体具有与其在蛋白质合成中的细胞内功能截然不同的、潜在细胞外活动的首个证据。

    蔡学钧笑着说：“Schimmel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家，他的特长是将科研结果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产业化。”据悉，Schimmel教授已创建公司22年，共创建了7家公司，其中6家成功上市并完美出售，最著名的是2008年初将Sirtris药业以7.2亿美元卖给了葛兰素史克。他做自主研发但自己并不进行最终产品的上市和销售，这与传统的制药企业以及现在流行的CRO公司大相径庭。

    之前，Schimmel受邀香港合作，与香港科技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进行生物药研发，而大多数跨国公司是不愿这样做的。一是害怕核心技术外流，二是上市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跨国企业更偏向于将非核心研究过程分步外包出去，保证最后的研究结果、专利属于企业自己。蔡学钧则认为，这样的外包也许有利于国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资金积累，但对于国内专利和创新并无多大好处。“aTyr公司愿意分享，因为他们并不打算自己上市销售，目的是得到产品后转让出去，所以专利归谁并不重要。如果能够更快地出成果，专利共享也是可以接受的。”

    Schimmel教授联合研发的做法给了蔡学钧很好的启示。香港联合研发项目做了一年半，劳动产出率比美国高30%，那么香港的优势能否放大？要知道，香港的实验室有一半人才来自内地，香港能做好的事内地没道理做不好。

    目前，蔡学钧正在与广东、天津、北京等地的研究机构接触，希望共同研究，最终的研究结果联合申报专利。据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意向已比较明确。

    “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基础研究和创新，尤其是新医改之于专利保护和鼓励新药研发的政策，让我非常高兴。目前国内虽然没有很多新药出现，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蔡学钧认为，中国在生物领域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需要有人有勇气进行更多早期的探索。“中国小分子与世界水平也许差了近30年，但生物方面没有差这么多，所以基础研究应当有人在做，国家确实也支持。另一方面，产业化也需要人力物力支持，毕竟实验室与工业化生产是有区别的，没有人去做，买回来的新产品、新工艺还是很难产业化。”（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