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联合国家医疗保障局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77家药企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步长制药、复星医药等药企均在名单之内。此次检查要对医药企业销售环节开展“穿透式”监管,延伸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检查医疗机构。
据统计,A股284家药企2018年销售费用总额超2400亿,34家企业销售费用的营收占比超50%,有多家已超6成。同时多家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增幅远超营收增幅,有的已收到年报问询函。
上述检查的目的就是为综合治理药价虚高而对药价形成机制进行调研。而事实上,为了解决药价虚高,减少医药流动环节层层加价,2017年国家实施了“两票制”,即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
随着医改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在“两票制”等政策的倒逼之下,药企的销售费用畸高问题也越发凸显。究竟是为什么药企销售费用居高不下?听听医药行业、税务等专家怎么说。
为灰色支出提供出路
李军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
实施“两票制”前,制药企业将药品直接以底价销售给负责推广药品的代理商挂靠的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属于过票公司,一般收取5个百分点的“过票费”。
“两票制”后,传统过票公司功能瓦解,制药企业由原来的“低开”销售模式转为“高开”销售模式,将销售费用和可能的灰色利益输送全部算在出厂价上。换句话说,就是从前分摊到各个流通环节的药品“回扣”,如今因为“两票制”的限制上溯到了制药企业,所有业务都通过制药企业“高开”来实现,这也使得药价虚高、药企财务合规和税务合规压力剧增。
所以,“两票制”实施后,过票公司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大量冠以“咨询管理服务”“医药科技咨询”“信息科技”等头衔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出现。很多制药企业,特别是大型制药企业销售费用“高得离谱”,甚至达到收入的近60%。一些制药企业联合与其有着“亲密”关系的第三方服务公司,通过虚开增 值税发票增加企业销售费用,以此抵消“高开”产生的额外税收负担,同时为回扣和商业贿赂等灰色支出提供出路,导致国家税款严重流失。
高开代理模式大行其道
李翠翠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员
“两票制”施行后,没有掌握终端资源或采取带金销售经营方式的企业将由于“两票制”和“营改增”无法大量提现,于是会采用高开代理费的方式应对。
高开代理费是指企业高开票至配送商业公司,将给予代理商的返利以服务外包、咨询费用等形式进行支付。“两票制”下,代理商最有可能选择的出路是转变为CSO(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合同销售组织),即通过纯粹的学术推广服务向生产企业收取推广服务费,不涉及药品购销。其可以通过专业推广行为产生销售费用,例如:委托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研究、再评价;举办开展学术论坛、会议等,从而将医药代表与医师的关系从个人利益关系更多地转变为专业关系。
对于采用“高开代理”模式的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可以以接近中标价的价格高开给配送型药品流通企业,再通过外包委托的方式形成较高的销售费用,销售费用通常用于终端的各类推广活动。然而,两票制后各种医药代表和走票过票公司纷纷拿CSO当救命稻草,各种形式的CSO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未必合法,可能只是打着咨询销售公司的旗号实则未改过票洗钱的经营原状,若企业向其支付销售费用无疑要面临违规风险。
药企同质化严重
史立臣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
中国的销售费用为什么高,在于同质化过于严重,一个药品有几十家上百家甚至上千家药企生产,企业间难以比较,就依靠费用,包括广告费用、给医生回扣等等。原来多票制时,很多商业环节可以解决高开问题,甚至一些环节可以实行半高开,但是两票制后,药企基本都是高开高返了,所以,营销费用自然上涨。
“两票制”实施后,药企进行高开票、底价结算,高开与底价之间的差额,一部分缴纳税费,一部分给经销商,但是经销商从药企提取的销售费用必须提供合法的冲账发票。对于制药企业,销售费用上涨是普遍趋势。寻找更有效的降低销售费用的方法,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药企高层头痛的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
蔡江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药企销售成本高、药价虚高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由于医疗服务的价格和市场价格、成本相比差距较大,医疗机构一定会通过药品、检查、耗材等方式得到补偿,而药品流通环节留下来的价格空间,很大程度上就是补偿医疗服务的不足。
真正要解决这方面问题,需要深入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院、医生的收入补偿机制,只有这样他们才不需要依靠药品、耗材和检查来转嫁费用。只有加强监管,健全相关的法制制度,多管齐下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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