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研制从“大海捞针”到“碗里捞针”

       张伯礼领衔的现代科技加持传统中医药项目获重奖—— 中药研制从“大海捞针”到“碗里捞针”

聚焦科技抗疫一线

       “临床流调、中西救治、新药研发、老药筛选等都离不开科技支撑。”在4月23日天津市科技“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感慨地说。张伯礼院士领衔开展的“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与创新中药宣肺败毒颗粒研究”获得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奖一等奖。张伯礼院士团队研制的宣肺败毒方，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现代科技配合中医药传统经验，使新药研制过程从“大海捞针”变为“碗里捞针”。

远程信息技术助力中医证候学调查

       张伯礼院士表示，借助远程信息技术连接前线与后方，协同开展病例数据处理、基础研究，首次完成多中心大样本新冠肺炎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新冠肺炎刚出现的时候，西医、中医对它的认识都很少。”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张俊华介绍，西医主要通过基因测序认识病毒，而中医关注的是患者的临床表现，要认识证候，确定病因、病机，才能辨证论治开方子。因此张伯礼院士1月27日到武汉后，就给项目组布置任务，开发临床数据采集系统，为证候学调查做准备。

       “我们以前有临床数据采集系统开发的经验，而这次最大挑战是时间太紧。此外由于一线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因此这个系统还要适合在封闭隔离条件下进行操作。”张俊华介绍，最终他们用不到一周时间，开发出临床数据系统App，使医生通过手机完成数据采集与回传。为避免大量并发导致系统负载问题，项目组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系，他们专门准备了20台服务器以备不时之需。

       通过证候采集系统App，项目组对1000余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证候学调查，明确了“湿毒疫”中医证候特点和病因病机，为临床救治和指南制定指引了方向。

数据分析技术帮中医药“见招拆招”

       “认识了证候接着就是治疗，病情变化的数据也要及时反馈回来。”张俊华说，选择采集哪些信息最能反映疾病的变化非常重要，2月上旬已有不少临床研究方案注册，但评价指标有100多个，退烧、症状减轻、核酸转阴、炎症因子、CT影像吸收……让人难以选择。

       天津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团队历经8年实践，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技术流程。面对新冠肺炎疗效评价指标问题，他们开展了应急研究，为取得专家共识，张伯礼院士等数十名在一线救治的专家都参加了核心指标集遴选，最后形成首个新冠肺炎临床疗效评价核心指标集(COS-COVID)。这一成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特征研究小组高度评价。

       通过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隔离点2000余例不同分期临床数据分析，系统总结了中医治疗特点和优势，有效指导了中医药全程介入、有针对性干预的科学施治，特别是重症患者，在现代医学支持治疗的基础上，中医药也可见招拆招。

中药组分+传统经验加速新药研制

       “确定了这个病在中医里属‘湿毒疫’，我们通过文献研究、临床经验，以四个经典方剂为基础，根据临床特点进行优化。”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涛介绍，之后他们开展了药学研究，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明确药方中的主要化学成分。再通过多学科交叉开展活性评价，部分明确这个复方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机制。

       “能在应急状态下快速反应进行新药的研制，和我们多年积累分不开。”王涛说，“张伯礼院士一直强调，我们要围绕药效物质、作用机制‘两个相对清楚’开展深入研究，提高中药的科技水平。我们在20年前就开始进行组分中药研究，构建了中药组分库。我们可以根据临床需求提供相对应的活性组分。”目前在中医药研究院组分库中，已存放6万个中药组分。

       “虽有现代化科技手段作支撑，但如果没有中医理论和经验指导，我们逐一筛选适合的中药就会如‘大海捞针’。而有了中医药经验指引，这个过程就变成‘碗里捞针’，成功率大大提高。”张俊华感慨地说，他们也因此探索了一条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的路径，最根本的就是把中医药经验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结合。

       正如张伯礼院士所讲，中医药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在这次抗疫全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过去的参与者变成了主力军，中西医结合救治也成为了中国方案的亮点。“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通过科技创新发掘中医药科学内涵、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实现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