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一场惊心动魄史无前例的全民抗疫战争中，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的有力贡献，被誉为此次抗击疫情中国方案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对此，本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人民英雄”奖章获得者张伯礼院士——
张伯礼代表
“此次抗击疫情，中医药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电话的一头，正在参加两会的张伯礼院士激动地谈起孙春兰副总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期待。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号角已然吹响，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一场疫情，中医药究竟收获了什么经验，经历疫情，如何指导中医药走好传承创新发展之路，如何有效应对未来疫情防控？张伯礼在专访中谈到了自己的思考。
收获一：中医药抗疫基本经验是什么
张伯礼表示，此次抗击疫情中，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治疗，形成覆盖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诊疗方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隔离“四类人”，漫灌中药汤。疫情暴发之初，张伯礼提出对疑似患者、发热人群、确诊患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人群在严格隔离基础上普遍服用中药，抢得治疗时机，安抚恐慌情绪。根据数据统计显示，通过严格隔离，普遍服中药后取得了较好效果，上述“四类人”中确诊者所占比例从2月初的80%降到2月中旬的30%，3月初降到10%以下，这是阻断病情蔓延之势的有效举措。
二是承包方舱医院，中医成主力军。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根据张伯礼、刘清泉提出的中药进方舱，中医承包方舱医院，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舱内564例轻型和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出院无一人复阳，单独使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将经验在武汉十几所方舱医院推广后，方舱医院转重率下降至2%～5%，明显低于通常10%～20%的转重率。
三是重症辅助治疗，也能力挽狂澜。对重症患者，张伯礼提出，西医为主，同时配合中医药治疗。“中医药虽是配合，但在某些临床病理环节也起到关键作用。”张伯礼说。在武汉，在中央指导组安排下，组织中西医重症专家组联合巡诊，较多重症患者接受了中西结合治疗后，有效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死率。“一项系统评价研究共纳入11个随机对照试验、包含1259例新冠肺炎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医药能够降低危重症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同时在缩短发热持续时间及提高咳嗽、乏力、气短的消失率方面也具有较好疗效。”张伯礼说。
四是恢复期促康复，减少后遗症。面对一些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仍出现呼吸功能、躯体功能等障碍，疲乏、心悸、肌肉酸痛等表现，张伯礼提出需进行及时中西医康复干预，并早在去年3月，组织国内中西医专家联合编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指南》，有效指导恢复期患者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
2021年初在河北疫情救治期间，张伯礼团队在总结武汉近一年的康复经验基础上制定康复介入方式和诊疗方案，并研制了方药，形成“河北康复模式”。探索出了从定点收治医院直接对接康复定点医院的早期全流程干预模式，达到及早康复、综合康复、规范康复的治疗目标。
收获二：此次抗疫对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在哪里
一场武汉抗疫，让中医药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如何走好中医药未来传承创新之路，张伯礼重点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中医药理论发展，创新提出湿毒疫理论。张伯礼指出，传染病在中医体系中属于“疫”的范畴，明确疾病证候特征和演变规律是科学制定中医诊治方案的前提。武汉抗疫期间，天津中医药大学紧急开发了COVID-19中医证候学临床调查APP，组织湖北、天津、河南等省市10多家医院进行多中心大样本证候学调查研究，纳入病例1000余例，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新冠肺炎中医证候特征和临床规律。明确湿、热、毒、瘀、虚是证候要素，湿毒郁肺为其核心病机。新冠肺炎的中医病名应为“湿毒疫”，呈现兼挾发病的区域特点，据此明确了治疗方向，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且之后临床表现出的起病缓和、可突然转重，病情复杂多变，病程粘膩胶着等也符合湿邪病证特点和演变规律，丰富了中医疫病理论。
二是阐释清楚中医药作用机制。张伯礼指出，我们组织多个团队采用动物模型、细胞实验及网络药理学方法，从调控机体生物分子网络的角度阐释了宣肺败毒颗粒多成分多靶标治疗COVID-19的作用机制。初步阐释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主要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的紊乱，抑制炎症因子风暴，保护主要脏器功能，同时也有一定的抑杀病毒作用。
三是科技助力中药老药新用以及新药研发。在疫情早期，化学药和疫苗都没有可及性，张伯礼团队利用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已上市中成药快速筛选和抗新冠病毒中药活性筛选及新药研发。对已上市中成药做了筛选和评价工作，最终筛选出65种广谱抗病毒、抗细胞因子风暴、抗肺纤维化的中成药。
同时创建了应急状态下中药新药发现模式和关键技术，建立“经典文献-组分筛选-药理评价-临床验证”技术流程和关键技术，成功研制了中药制剂并在一线应用。针对新冠肺炎核心病机，梳理治疗“疫”“瘟”及呼吸道传染病的经典方剂，结合临床经验形成基本处方，进而进行成药性综合评价，研制出中药新药宣肺败毒颗粒。并在抗疫一线承担了科技部紧急启动项目的临床研究，开展了五个临床观察和评价的研究。并组织了对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清肺排毒汤等药物的临床评价研究。
四是创新中医药疫情救治组织模式。张伯礼边战“疫”、边总结、边实践，总结了“社区整群干预、方舱医院集中干预、定点医院集中救治和康复驿站恢复期支持”各环节紧密衔接、功能明晰的序贯式、全过程的中医药介入新发传染性疾病防治模式。
同时，开拓了中医方舱医院模式，成建制承包一个定点医院，采用以中医综合疗法为主的救治模式，有利于尽早总结中医药治疗的疗效和规律。为中医药应对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探索了新的介入路径。
收获三：未来中医药事业启迪有哪些
值“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医药事业发展时不我待。结合武汉抗疫经验，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张伯礼重点提出重视可及性，建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制等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可及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必须高度重视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可及性问题，保证第一时间就起到阻遏疫情蔓延作用，这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重要临床价值。”张伯礼表示，新发传染病突然发生，不大可能有特效药，化学药和疫苗以及诊疗方案具有滞后性，而中医药可第一时间辨证论治使用中药汤剂，并同步推进已上市中成药快速筛选工作，为治疗提供有效药物。
“这次抗击疫情就是一次生动的实践，中医药早期介入赢得了先机，为争取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今后抗击新发传染病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张伯礼说。
二是建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制。张伯礼提出，完善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法制、机制、体制，是提升应对能力的基础。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来，实现中西医并重参与传染病防控；完善中西医协作的机制，确保中医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全程参与，整建制承包定点医院，按照中医理论诊治，有利于快速总结出中医药诊治方案。
三是传承创新，支持中医疫病学科发展。建立中医药传染病学科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分层次、系统性地开展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研究、管理、教育等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急需建设一批中医预防医学、中医传染病学、中医急诊学、中医肺病学等重点学科，强化中医医院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以及综合医院、传染病医院中医科等科室建设，培养一批高层次中医药应急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张伯礼指出，特别是对急重症临床人才培养。
在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教育中，应建立起中医疫病的学科体系，加大中医临床类专业温病学等经典理论课程比重。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染病临床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构建并完善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科研体系，有力推动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
四是健全新药审批机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张伯礼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了中医药在防治新发传染病方面的独特优势和价值。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开辟绿色通道审批的“三药三方”，增加了适应症，批准了经典名方类新药上市许可，为落实加快构建以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进行了生动实践，有利于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也为建立国家中医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点中成药品种目录和储备库奠定了基础。
此外，针对河北疫情暴露出农村地区是防疫短板，基层中医药是薄弱环节等问题。张伯礼提出，必须加强基层卫生人员培训、对口帮扶、物资设备援助等方式补齐短板，加快基层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特别是基层中医药服务队伍能力建设。探索中医类别医师县、乡、村纵向流动机制，逐步建立县级中医医院从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帮扶乡镇卫生院建设中医科的机制。真正扎牢网底，垒实农村医药卫生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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